做“校长”不做“厂长”——中学名校校长谈“教育GDP”

　　新华网杭州７月４日电（记者章苒、余靖静、周劼人）一个是为了教书育人，一个是为了创造产值，学校校长和工厂厂长本来是毫无瓜葛的两个角色。但是，在功利化教育目标的压力下，一些中学校长被戏称为“毕业生加工厂”的“厂长”。一些中学名校校长对“教育ＧＤＰ”的概念提出质疑。

　　升学率的焦虑成了避不开的紧箍咒

　　每年高考放榜前后，都是校长们最为焦虑的时刻。浙江的教育部门一直请求媒体不要宣传“状元”。广东２０１２年还出了“狠招”——全省前十名的成绩被考试院技术屏蔽，连考生自己也暂时查不到。

　　但这都阻止不了一些媒体对状元追星般的报道，也阻止不了家长们自发聚集在网上，列举各校历年数据，评价哪所学校才是垄断高分考生的“状元生产线”。

　　“高考成绩是一个中学校长面对社会时无法避开的紧箍咒。”杭州第二中学校长叶翠微说。

　　各地都有一些“状元赛”中的“常胜将军”。北京某所中学产生了北京市近年来半数以上的文理科状元，河北的一所状元名校也几乎垄断了省里的状元。

　　“这样的成绩，是不是一个科学的产物，是不是教育规律的体现，是不是按照一个真正的人的需求教育出来的，似乎谁也不去管。”教育学者熊丙奇说。

　　“说状元不优秀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换一种环境，这些孩子完全可以得到更全面的发展。”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说。

　　校长们深谙“状元生产线”的生产工艺。“老师都知道，考试成绩的稳定是重复训练之后正确率的再现。同一道题目，做一次就懂了，但是两次，四次以后就自动化了。为了保证分数，就让孩子们多做几次，尽管大家都知道这是浪费时间，抑制了孩子别的方面的发展。”叶翠微说。

　　功利性的教育目标造成心理分裂

　　大部分校长都明白单纯追求分数的弊端，但孩子的身心平衡发展短期内无法显现的，只有考试成绩最显性。“这是一种分裂的感觉，清醒的人很痛苦。比如补课是错的，但高三一天不补，可能吗？家长也不干！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错得不要太离谱。”一位校长说。

　　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说，他心目中的理想模式是中学与高考脱钩，孩子高中毕业后回到所在社区，由考试院组织考试，“成绩没法统计或统计不全，那时学校就不用靠压缩艺术课、体育课来比拼了，考试时也不用警车开道了。”

　　同为名校，浙江宁波效实中学校长周千红常扪心自问：“我们是解放了一代人的创造力，还是窒息了一代人的求知欲？是让孩子们享受了幸福快乐的学习，还是承受了无休无止的负担？校长和教师真的很勤奋敬业，但这种勤奋和敬业是淹没在无休无止的辛苦和疲累中拼着体力，还是在无私奉献中享受教育的幸福？”

　　“历史会给予我们这一代的教育、校长和教师以什么评价？”周千红问。

　　什么是校长的职责？

　　教育部并不要求校长们追求升学率，并且明文规定各地不得对高考成绩排名，对校长的考核里，也绝对没有高考成绩的任何要求。但是升学主义控制了家长，地方行政力量也将升学当作地方一大教育成绩衡量标准。

　　在浙江，２００９年高考放榜，杭州的１９楼论坛上有家长发帖：“全省高考前十名，宁波镇海中学占了七个，杭州的中学该反思”，家长们铺天盖地的“口水”在要求杭州能迎头赶上。而一位校长告诉记者，他最头痛的就是每回遇到区长，这位领导开口必问“清华北大”。

　　教育专家熊丙奇说：“地方官员非常在乎一年有多少孩子考上北大、清华，他们认为这象征着教育实力，这种思维就是‘教育ＧＤＰ主义’，或者说是教育锦标主义。”

　　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说：“升学压倒一切导致了孩子们从小就被分出三六九等。最后整个教育，８０％的孩子在为那２０％的好学生陪跑，长此以往，由这些孩子组成的社会结构难称理想。”

　　所幸的是，总有那么一些校长试图“自我解放”，解放自己也解放孩子。

　　北京十一学校，上海中学，都已经开始了走班制和选修课。在浙江，为了给校长们“松绑”，教育主管部门提出，从２０１２年秋季学期开始，把课程设置权交给学校，全省不再有统一课表。选修课程占总学分的比例大幅度提高至三分之一。

　　宁波效实中学校长周千红说，校长是一个“牧羊人”，引领学生到最肥沃的“草地”上，享受学习的幸福；杭二中校长叶翠微说，校长应该是理想主义的实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