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大教师曲宁宁细述在港读博经历

　　坐在记者对面的曲宁宁,是一个80后的山东女孩。作为赴港大潮中内地生的一员,在曲宁宁心中,“内地”与“香港”不只是两个概念性的名词,而是热腾腾的记忆、真真切切的生活。
　　2006年,曲宁宁从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报考了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同时担任RA(research　assistant,研究助理),时间是三年。
　　提及赴港求学的初衷,曲宁宁直言是香港民主开放的学术氛围,深深吸引了她。“香港是全英文授课,就连日语课都是英语授课,而且授课老师来自世界各地。在这样中西兼容的环境下求学,可以同时接受最前沿的信息又不会脱离文化根源,毕业后学以致用的可能性更大。”
　　更加值得一提的,当是香港的学术无禁区。“我所学的专业是宗教,在内地关于教会和传教士方面的资料很少,即使有也很难查阅。来到香港后,发现这里资料相对丰富,并且香港高校普遍设有一些基金项目,专门支持学生到海外查找资料。我在博二期间,到美国哈佛、耶鲁大学做交流,查阅到很多珍贵资料,为我完成博士论文打下了基础。”
　　香港的课堂也非常开放。曲宁宁清楚地记得,读博期间,有一门课是“女性主义与神学”。课堂上,老师请来一些性工作者,甚至一些同性恋者做访谈,还带学生去访问香港性工作者协会,大家都把它当成一个严肃的课题去对待,“这在内地确实是不可想象的。”
　　此外,香港高校对学术诚信要求也非常高,绝不能有半点抄袭,就连本科生的作业,也要经过反剽窃软件扫描后,自己签字后才能提交给老师,引用也有严格的格式要求,所以科研创新能力非常高,很多研究成果都达到国际水平。
　　作为一个服务业高度发达的社会,香港服务业的人性化、精细化也早已渗透到学校的各个领域。
　　“中大图书馆的服务,真的非常非常人性化。”曲宁宁一连用了两个“非常”。不管你需要什么东西,只要发个EMAIL给图书馆,等你再去图书馆的时候,所有的东西一定都准备好了；即使你在境外,如需借阅馆内材料,只需填写一个表格,图书馆就会把材料扫描好,然后电邮给你。
　　“我觉得,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还有一套系统,也很值得内地高校去学习。在内地图书馆,借一本书最多可以延期3个月,如果你着急用也没有办法,只能干等。但在中大图书馆,遇到此类情况,可以点击一个紧急按钮,这时图书馆就会告知这位借阅者,现在有一个人非常紧急的要用这本书,只能再给他一周的借阅时间,超过时间就要付双倍罚款。”
　　随着在港时间的增多,曲宁宁对于香港制度的高效与严苛有了更深的体会。“记得刚到香港中文大学报到时,有很多复杂的程序,比如到学校报名、系里报名、去银行开户、缴存各种费用、去有关部门备案等等,要跑好几个地方,而且总有人排队。”以曲宁宁当时的“内地经验”来看,这些事情恐怕需要两三天才能办完,但实际办起来,却只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
　　曲宁宁坦言,在香港无论做什么,都可以在快捷、有序的制度下完成,因此具有强有力的可操作性。“规则简单通透,尽量少的限制,尽量多的便利,这些特点从香港的行政、社会管理、税制等方面都得到体现。比如需要银行支持和其他行业的帮助,只要几个电话,就可以很快把事情办好。”这样的环境,“全世界都少有”。
　　与此同时,香港制度的严苛程度,让已经习惯了内地“弹性制度”的曲宁宁多少也有些不适应。“比如,宿舍不能随便进人,考试不能提前1秒钟浏览试卷,一旦触犯将会得到严惩,毫不含糊。”
　　至今,在香港中文大学流传的一个极端案例是:一个学生购买了一个数据库软件,因为下载超量,而被取消了学位。“因为按照香港的规定,一本书最多下载或复印10%,超过10%就会被认定侵犯知识产权,那么就是违法了。我们刚到香港的第一次考试就是关于知识产权的,每个人必须要参加,否则不允许毕业。”曲宁宁解释说。
　　对此,曲宁宁将其归结为两地文化的差异。“尽管在当时看来,香港多数制度都很不尽人情,但是当你从那段生活中抽离出来后,再去反观这种体制,它真的是能够公平地保证每个人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这也正是其制度的优越性所在。”
　　曲宁宁最后讲了自己放弃学粤语的事情,非常耐人寻味。“2003年,我第一次到香港时,在街上用普通话问路几乎没人能够听懂；等到2006年读博的时候,情况已经好很多,和香港同学基本可以用普通话交流清楚,而且学校里还有普通话资格考试；等到了2009年快毕业时,连中大附近菜市场的小商贩们都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了,足以可见内地与香港的密切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