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1931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教育厅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中等学校国文教学情况调查。参与调查的有省立师范学校五所、乡村师范四所、中学十四所（包括初中、高中和女中）、职业学校三所，县立中学十九所，私立中学五所。

　　调查问卷原文今不可见，但从各校回复可知，调查内容第一项是“教材”。此时段在山东中学间最为通行的教材有两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学制初中国语教科书》和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中华国语与国文》，有些学校另搭配以开明书店正在出版的《开明活叶文选》。几种读本，都是文白混编的体例。

　　民国年间，中学国文领域多数人认为初中国文课上仍须教学文言文。此后的多数教材回应的正是这种民意的趋向，或文白兼采，或全为文言，纯白话的选本较为少见。山东各中学教材中的语体文比例出入不算十分悬殊，但教材既非指定，选文的构成和篇目，首先反映的就是教师的知识趣味和倾向，各地一线教师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性。

　　如仔细研读中华书局版、朱文叔编辑的《新中华国语与国文》，应该说，新文学在其中并未占据特别突出的比重，整套书有相当一部分篇幅其实是在探讨中学生需面对的各种现实问题，而非带给学生写作方法上的启示，或审美上的陶冶。

　　以“问题”为中心的教授或讨论，正是白话文教学困境中的一套解决方案。多数白话文材料产生于文学革命之后，与学生置身其中的现实生活十分切近，白话文之进入中学国文课堂，就意味着它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一条引导学生去关注社会问题的通道。

　　除强调白话选文的思想性外，也有不少调查中的山东中学更加侧重国文与“文艺”的亲缘关系。胡适、周作人、鲁迅、叶绍钧、冰心、朱自清、俞平伯正是各中学选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新文学作家。新文学的“经典化”，在这种教学实践中悄然发生。

　　重视“文艺”的另一种表现，是创作。比如，山东省立第六中学/菏泽中学创办了一份高质量的新文学刊物，《六中/菏泽中学学生汇刊》。刊物的稿件中除几首旧体诗作外，清一色的新文学，多取材于身边事，内涵相对单薄，带有比较浓厚的学生文艺性质。作者对学生生活的困苦、农村经济的凋敝、国人民族情绪的激昂都有所反映。这份刊物也带有相当强烈的现实关怀。

　　由于出版资源和经济条件的限制，能够长期经营起连续出版物的中学只是少数。更多师生对新文学的接触恐怕要止步于阅读，而无法将创作或评价上的尝试变成铅字。省立中学外，县立、私立中学观察到新文学在学生中流行状况的教师，颇不鲜见。他们经常抱怨，尽管他们在文言教学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学生却不是很感兴趣，在后者的阅读中更为流行的，是新文学出版物。

　　在这时国文教学的整体设计中，课外阅读本来也非厉禁，相反，却是被相当看重的部分。山东省教育厅的调查，为此专门留出了篇幅，就问卷情况来看，国文教师也不敢轻忽，常常力图予以有力的指导。大大小小的“读书会”，或起于老师引导，或出自学生自发，几乎遍布于各所中学。同时，学校里还存在着不少“文艺研究会”。“研究”当然是以阅读为前提，“读书会”、“研究会”，功能和使命互有交叉。

　　仅着眼于新文学传播，还不足以穷尽“读书会”、“研究会”等组织的历史意义，如果视界放宽些，还有一点是很清晰的——它们还作用于广泛的革命动员。利用职务便利，在课内课外以读书会的形式进行革命宣传的做法，构成了这一时期地下活动的某种重要“模式”。

　　从教育史的视野看，白话文历史性地承担了实现国文教育现代转型的任务。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国文课堂与实际生活的距离，骤然拉近了。白话文开启了各种社会思潮进入国文课堂和学生生活世界的一条通道，激发了师生的现实关怀。1930年代山东中学的国文教学，提供了一个丰富、生动的新文学传播与再生产的“历史现场”。在多元决定的中国现代史进程中，我们不应忽视新文学所占的相应份额。

　　（原载《文学评论》2022年第3期，作者刘子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