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出版社

　　作者：杜曙光（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书旨在直面中等收入阶段中国产业升级研究领域指标、数据和理论基础的不足，创新数据指标，以中国经验和全球数据检验“中等收入陷阱”假说，从效率提升和结构调整两方面分别考察了中等收入阶段推进产业升级的“中国经验”和“中国理论”。

　　本书重点论述了以下几个主要观点：

　　第一，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发展议题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随着东亚人口整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全球范围的经济发展问题已经由低收入国家的经济起步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在理论上，“贫困的恶性循环”“中等收入陷阱”和“高福利陷阱”都是多重均衡模型中某一收入阶段上均衡点周围形成的“锁定效应”。因此，“中等收入陷阱”在理论上不具备区别于“低收入陷阱”或“高收入陷阱”的本质差异。但是，就经济结构、效率水平、动力转换和制度变迁等具体表现而言，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独特性，应调整相应理论框架展开专题研究。

　　第二，中国的收入水平提升不再唯一地取决于实际经济增长。关于中国收入水平提升的经验考察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是随着工资水平的提升，内部物价结构的演变回归了服务业价格相对上涨的基本路径，使中国整体价格结构与实际汇率向高收入国家逼近，从而加速了中国的收入水平提升。

　　第三，工业化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总引擎。本书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均表明：工业技术进步速度最快，其生产率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由于工业的生产效率最高，工业就业比重的提升成为了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结构红利；服务业比重的提升源于工业生产效率的相对提升，由此导致了服务业就业份额提升和服务业相对价格上升，从而使得国内产业结构和物价结构向高收入国家逼近，提高了这一国家人均收入在国际比较中的相对水平。

　　在论述上述主要观点的过程中，本书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探索：

　　第一，创新数据指标，以中国经验和全球数据证伪了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陷阱”假说。本书将研究“相对指数”的方法应用于世界银行的“门槛值”，形成新的收入水平指数，即以各国收入水平占高收入国家门槛值的比例为指数，划分各国收入水平，并连续性地考察各国历年的收入水平变动，从而实现“以世界银行的指标检验世界银行的假说”。依据这一指数，虽然在2000年以前各国存在不同程度的收入水平停滞和下降，但是在2000年以后，各国收入水平已经重回上升轨道，21世纪之初依据历史数据提出“中等收入陷阱”假说有其合理之处，此后的经济发展走势已不再支持这一假说。中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出现了收入水平的快速提升，创造了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奇迹。作为以最快速度实现收入水平提升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经验和发展理论，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第二，集中探讨了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发展奇迹。参照上述收入水平指数，1998-2018年，中国收入水平提升速度达每年11.65%，超过了经济总量的实际增长速度。实现这一超越的关键就是效率提升和结构调整引致的价格结构变迁和国际财富效应。因此，理解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奇迹，需要突破传统的“唯增长论”思维，从效率提升和结构调整的角度，考察中国的产业升级道路。

　　第三，实现了两类产业升级的综合与全景考察。产业升级存在“价值链升级”和“结构升级”两派理论，分别关注产业升级的效率提升和结构调整问题。本书将两类产业升级理论进行了综合，并结合两类升级理论全面考察了在中等收入阶段推进产业升级的中国经验，并从中概括中国理论。在经验层面，分别从效率提升和结构调整两个方面概括制造业效率提升、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国经验”。在理论层面上，重点考察效率提升与结构调整的关系：通过分析效率提升对产业结构和增长速度的影响，概括了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和“结构速度”关系理论；通过分析进出口结构、分配结构和生产方式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概括了中国的开放观以及产业升级的“方式空间”和包容性增长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