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文稿:西方国家如何通过文化殖民掌控他国

2018-02-02 14:47:00 来源:  作者: 满德利

  文化殖民,是指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凭借其霸权地位,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通过文化符号系统的强势传播,向“他者”输出自己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企图同化“他者”,教会“他者”如何依托西方的价值观念去思考、用西方的话语去表达、参照西方的模式去实践,使“他者”思其所思、想其所想、言其所言、美其所美、行其所行。其最终结果在于瓦解“他者”民族文化根基、削弱“他者”文化主权意识,从而实现世界文化西方化、西方文化普世化,形成西方式的一元文化体系,将世界永久置于西方的统治之下。

  

  文化霸权是文化殖民的操盘手。长期以来,世界各民族文化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自由的交流、交融和交锋,文化不是在各个国家、民族间的双向或多向互动,而是在文化霸权的操控下,“自西向东”单向输出。

  世界范围内权力格局的不平衡性,为文化殖民的滋生提供了土壤。文化殖民之所以呈现为西方之于“他者”的单向输出,就是由西方在世界权力格局中的霸权地位决定的。自二战以来,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国家因其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硬实力方面的先发优势,使其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主导、支配和统治的地位。而非西方国家,则相对处于被支配、被统治的劣势地位。毫无疑问,谁拥有更多的权力,谁就能把握先机,掌握主动权、决定权和支配权,谁就掌握了别人的命运。

  文化殖民,正是西方秉持“弱肉强食”法则的必然选择,是西方权力扩张的必然产物,也是西方主客二分思维的体现。西方凭借其在硬实力方面的先发优势,人为地将文化主权国家主客二分,视自己为权力主体,将东方客体化、他者化,并以主体的“优越性”和“支配性”为据点,强迫“他者”被动接受其价值观念。西方的目的在于将硬实力方面的优势转化为软实力的优势,从而实现赢者通吃。由于硬实力方面的差异,西方国家对文化输出的内容、方式等具有决定权;而其他国家,除了被动接受,别无选择。

  西方文化横行世界,首要的不是因为它本身的优越性,而是源于它背后的硬实力,源于权力主体的操盘。文化殖民貌似是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软实力的较量,实则是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的抗衡。因为,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不具有直接的效力,它只有建立在硬实力的基础上才能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权力。总之,文化殖民作为一种软实力的扩张,它是依托于硬实力的支撑而奏效的,反过来,硬实力的扩张,也离不开软实力的保驾护航。一方面,硬实力为软实力的扩张提供物质保障、强大后盾和技术支撑;另一方面,文化殖民为西方这一权力主体获得经济利润,实现霸权统治鸣锣开道。前者是后者的坚强后盾,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天然保护色,是前者的精致的包装。

  

  资本是西方社会的真正主人,资本逻辑是西方文化殖民的内在动力。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逻辑是资本逻辑,不仅经济领域服从这一逻辑的统治,文化领域同样服从这一逻辑的主宰。

  文化殖民,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源于资本的扩张本性。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8年就曾预言,“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种从属关系,正是文化殖民的社会历史根源。众所周知,资本的本性是实现无限增殖。不知餍足地乃至不择手段地追逐利润、实现利润最大化,是资产阶级的最高目标。而当国内无法实现这一目标时,向外扩张就成了资产阶级的最佳选择。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产阶级正是通过对内剥削和对外扩张,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发动战争、实施经济掠夺来占领资源和市场,不断进行资本扩张。在资本扩张过程中,西方文化也顺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为西方国家的掠夺行为提供辩护与支撑,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以实现其思想上的征服。这正如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所言:“输出美国的资本,就是输出美国的价值观。”

  资本追求无限增殖的本性,促使文化沦为资本增殖的手段。西方文化产业的巨大繁荣背后,体现的正是极力追求资本增殖的魅影。西方国家为了寻得新的利润增长点,都倾向于把资本转移到文化领域,将文化资源不断开发成可实现价值增殖的文化资本,将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一同注入经济生产和资本循环系统中,获得经济收益,实现资本增殖。正是由于文化产业成本低而利润大,也正是由于文化产业有暴利可图,才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亨和寡头们趋之若鹜。

  以美国为例,其文化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并迅速席卷全球文化市场。美国影视传媒产业的发展,使得迪斯尼公司、福克斯电影公司、哥伦比亚电影工业公司等一度成为影视巨头,并垄断好莱坞长达半个世纪。《环球时报》曾发表文章指出:“美国500强企业前10名都在中国投资,它们在中国的生意份额已超过其本土,成为盈利的主要来源。”而在这前10名中,文化企业占半数以上。美国通过其大众文化产品在全球的销售,既可获得丰厚的外汇,又可宣传其价值观。这种新殖民主义比战争侵略和遏制策略更加冠冕堂皇,也更具有隐蔽性。哪里有利润,哪里就有资本。资本从来不会眷顾没有利润的行业,正是资本不断逐利的本性,使它从经济领域渗透至文化领域,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国家文化殖民的进程。

  

  文化殖民,是一种文化符号的输出。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编码在符号系统中,利用其话语优势和先进传播手段,植入到“他者”的意识观念之中,并对其进行“洗脑”,是西方文化殖民所惯用的把戏。

  西方一些国家凭借其话语优势和先进的传播手段,借由文化工业布道,将所谓的“自由”“平等”“民主”等意识形态观念,标榜为“普世价值”;将所谓“休闲”“娱乐”“舒适”的生活方式,勾勒成现代生活的样板,企图以此来桎梏“他者”对民主制度和美好生活的想象。这实际上是想通过文化的符号化,传播西方的政治价值、生活方式等,使“他者”产生一种崇拜和归附心理,从而使“他者”美其所美、行其所行。

  话语掌控是西方一些国家推进文化殖民的关键环节。西方正是凭借其在经济、技术以及网络传播体系中的话语霸权,来主导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扩展其意识形态,强化其软实力建设,奠定其在国际社会的领导地位。话语具有重塑的功能,它可以使“主体”与“客体”或“自我”与“他者”的表象失真。西方凭借其话语优势,一方面不断地美化自身,鼓吹“种族优秀论”“普世价值论”,使自己的“完美”形象更加“逼真”;另一方面,极力丑化、甚至妖魔化“他者”,使“他者”不断失真,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图像里有许多“非中国元素”的原因所在。一种话语的独尊就意味着一种霸权。西方一些国家凭借其在话语方面的先发优势,极力鼓吹“西方中心论”“西方优越论”“普世价值论”等,实则是为西方推进文化殖民摇旗呐喊、擂鼓助威;而“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等论调接踵而来,则是为西方进行文化殖民杜撰理论依据。这些论调无不站在西方的立场上,目的在于让“他者”向西方靠拢、向西方看齐。

  广告参与使文化殖民更加行之有效。人们大多认为广告不过是宣传商品的手段,但事实并非那么简单。广告一方面是商品的美化与宣传,一方面又是输出国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的综合表现。英国作家道格拉斯说,“从广告上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理想”。美国历史学家布尔斯廷更是直言不讳:“在移居新大陆、扩张经济和建立美国生活水平方面,广告一直属于美国文明的主流”。在信息化时代,广告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孔不入。通过广告,西方所呈现给世界人民的是旅行、休闲、咖啡厅、高尔夫、挑战极限运动等“美好”的生活情调,正是这些桎梏了发展中国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也让根本没有条件享受这些的人盲目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这不仅是经济上的诱惑,更是精神上的殖民。它使“他者”对西式的生活更加向往、对西式的价值观念更加认同。西方国家通过无限重复的广告,以一种“填鸭式”的方式,让受众在不知不觉中、在无意识中受到“诱劝”。

  

  西方一些国家推行文化殖民,目的在于实现世界文化西方化、西方文化普世化,从而形成以西方文化为价值标尺的一元文化体系。这种价值标尺西化的结果就是“他者”民族文化根基的瓦解、文化主权意识的失落。西方国家正是企图通过掌控“他者”文化主权,来引起“他者”政权更迭,从而将世界置于西方的统治之下。

  西方国家以“普世价值”来标榜自身价值的所谓“合法性”,力求用所谓的“西方评判标准”来衡量世界文化,从而实现思想的征服和文化的霸权。例如,美国学者詹姆逊认为,文化的全球化“是界定全球化的真正核心:世界文化的标准化;美国的电视,美国的音乐,好莱坞的电影,正在取代世界上其他一切东西”。这是想要用美国的文化标尺来丈量色彩斑斓的世界文化。著名的卡通文化研究者伯克指出,美国的卡通片使受众产生了这样的观念,“美国的生活方式正是他们所想要的,美国人的优越性是自然而然的,符合每一个人的最佳利益”。这种论调虽有些夸大其辞,但也确实是一些主张全盘西化者的心理的真实写照。西方国家积极兜售为强权者利益所需要的文化精神,对被殖民者的民族心理、民族意识进行渗透、同化和改造,其结果就是造成被殖民国民族主体意识的失落、民族虚无主义的泛滥、民族自豪感的丧失,这不仅会动摇其他民族国家的理想信念,而且还会动摇它们文化主权的根基。

  文化主权的沦丧是西方文化殖民的隐形结果,也是西方文化殖民的最终企图。文化主权,关乎每一个民族的前途、每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国家没有占主导地位的统一的文化,就没有向心力和凝聚力。西方国家耽视文化主权,隐藏其后的则是更大的利益需求和政治阴谋。他们企图凭借殖民文化所形成的“统治意志”,控制和掌握被殖民国家的政治主权,来实现自己的霸权统治。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说:“我们同东方交往越多,我们就能使它受西方典范力量更大的冲击。……这些种子有朝一日定会结成和平演变的花蕾”。

  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质变,形式嬗变常常是内容嬗变的先声。文化主权的对抗在一定条件下,会发展成为公开的政治主权的争执。这是冷战后民族主义兴起及许多地区性冲突的诱因。美国原国土安全部部长汤姆·瑞琪曾说:“恐怖分子不仅是怀揣炸弹的人。思想与文字同样会对我们的安全造成严重影响。”因为思想与文字具有无形的力量,而“这种无形的力量没有导弹驱逐舰护卫下的货轮那样气势汹汹,但是它却能够散布在全球性的广阔空间,影响千百万人的思想感情, 从而能最终改变导弹和货轮的归属”。不幸的是,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21世纪初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就像受到魔咒一样被言中了。

  文化的征服是最彻底的征服,文化的屈从是最彻底的屈从。西方国家,不费一颗子弹,就能在他国掀起轩然大波,甚或导致政权更迭,这正是文化殖民的效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西方一些国家推行的文化殖民,正在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向全球扩张。这可谓后患无穷。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对此必须提高警惕,绝不能等闲视之。

  (作者:陈曙光,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李娟仙,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思想研究”[批准号:15ZDA003]、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中国学术话语的基本问题研究”[编号:NCET-13-0433]和湖北省2014年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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