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翻阅宋代文献时，发现一个令人费解的历史事件，那就是一代南宋名儒胡安国与一代奸相秦桧的社会关系，因所受专业与知识不足，为释心中困惑，遂在中国知网、读秀等信息库检索查询此类学者撰写文章时，竟然找到了几篇学者所写的相关文章，其中感觉泰山学院聂立申教授于2015年在《山东社会科学》所发论文的观点及其解释，颇有一定道理，现摘其部分，以飧读者。
在南宋初期政治中，南归后的秦桧与理学大师胡安国的关系最为引人注目。但对于这样一个在理学传承中起重要作用的历史人物与秦桧密切交往的过程与原因，学界却长期少有人问津; 而关注者也仅是简单述及，如宋史专家漆侠先生在谈到二人关系时就曾评议说: “秦桧与胡安国私交甚厚，有提拔胡宏( 胡安国之季子) 的意图。”
目前，学界涉及胡、秦二人关系的研究成果，主要以刘玲娣女士的《胡安国政治思想及其实践略论》和宁淑华女士的《胡寅与秦桧关系考论》为代表。对于如何处理胡、秦二人关系，刘文认为该问题的解决，不仅关系到对胡安国一生的评价，而且关系到南宋初年学术、政治之间复杂而密切的一系列问题。
胡安国与秦桧作为两宋之际的知名人士，二者走的路尽管不同，但二人关系却非同一般。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此种结果? 可惜由于史料匮乏，我们无法详知。
但根据胡适先生“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原则，仔细分析，认为胡、秦结交且关系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胡安国心仪秦桧，真诚结交，并希冀秦桧能实现宋朝中兴。
众所周知，秦桧在北宋灭亡前，曾官至御史中丞之职。在“靖康之变”前、后口碑甚好，在士大夫中享有极高的盛誉。尤其是在金人攻破东京、建立伪楚政权( 金找秦桧为张邦昌书写颂歌) 时，秦的表现更佳。他不仅严词拒绝金的要求，而且还大骂张邦昌“在上皇时，附会权幸，共为蠢国之政，社稷倾危，生民涂炭，固非一人所致，亦邦昌为之也。天下方疾之如仇雠。如付之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豪杰必共起而诛之”。正因如此，上至宋高宗下至当朝文武官员均认为秦桧的当政，必将改观宋朝困局。“桧忠朴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方其入相之初，朝士皆动色相贺。”
作为两宋之际，尤其是建炎、绍兴时期洛学派一面旗帜的胡安国、胡寅、胡宏父子，出于对秦桧“靖康之变”前后忠义之举的崇信，才产生了对秦桧的深深景仰与推崇。对秦氏的这种关怀与希冀，正如胡安国得知秦桧安全南归后，在家书中激动地说: “秦会之归自虏中，若得执政，必可大观。”因此当秦桧顺利南归后，胡氏父子不仅积极主动前往与秦氏倾心相交，而且还多次致书当时朝中名相张浚等人，大力为秦桧延誉和推荐，此后更在训导与教化弟子时，要求他们始终以秦桧的壮举作为榜样效仿。
宋高宗绍兴元年( 1131 年) 二月，当秦桧被高宗委任为参知政事后，胡安国又激动地致书其友人曰: “吾闻之喜而不寐。”此概况正如朱熹所言，胡安国心仪秦桧之所为，才对之“瞩望尤切”。《宋史》也记载说，一生无意于仕途的他，面对秦桧的荐举，遂放弃一贯的原则，接受秦的邀请，出任仕途，大概也是出于对秦的“瞩望尤切”。
对于南宋这些终生怀抱儒家传统政治理念的文士来讲，促使他们与秦桧始合终离的，“正是这些政治理念中最为重要的‘尊王’与‘攘夷’之义。提倡‘尊王’之义，他们不能不对秦桧靖康围城中乞存赵氏之举倍加景仰，在其南归后主动与之纳交、极力为之延誉。” “可以说，秦桧的两次为相，都得力于胡安国、胡寅父子的大力举荐。而对于道义自认的胡家父子而言，其对秦桧的举荐肯定出于真正的推重。”
二、南归后，秦桧为达到东山再起目的，急于利用当时名人声望为自己谋取更多政治资本秦桧南归后，鉴于自己刚刚南归，势力不够; 再加上自己在金关押几年，宋廷人事变动太大，需要有人辅佐。所以秦“力引一时仁贤”，以为己助。作为当朝名儒之首、声望很高的胡安国自然在秦桧笼络之中。当然秦桧极力笼络胡安国，也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秦桧为人，不仅阴险毒辣，而且权欲熏心，惯于结党营私，玩弄整治手段”。八月，秦桧任右相，吕颐浩任左相，秦、吕并相局面形成。秦桧窥觎相位已久，志在专持国柄，且吕颐浩对金态度强硬，与秦格格不入，于是秦便拉拢胡等人，“欲倾颐浩而擅朝政”。同时秦还极力与其他理学大家结识，并引之门下。如杨时、王居正、陈渊、吴表臣、潘良贵、张九成、萧振等。正所谓“引一时名贤如安国、焘、禹辈布列清要”，以致“士大夫亟称之”。“建炎龙兴……《易》、《春秋》、《语》、《孟》之学始行于天下”“一时士君子靡然向之。及秦益公当国，诸贤零落殆尽。秦亦就从洛学者也。”
三、 胡安国“尊君抑臣”、“号令统一”和收兵权的政治主张与秦桧不谋而合。
宋朝建立后，为“惩创五季，而矫唐末之失策”，将抑制武臣的“重文轻武”政策，作为祖宗家法世代相守，所以在两宋之际都曾上演一幕幕的“杯酒释兵权”故事。此后，“尊君抑臣”成了宋朝基本国策。一生致力于《春秋》，宣扬“尊王攘夷”的胡安国提出“尊君抑臣”的政治主张也就成为必然。正如他所说: “春秋乃仲尼亲笔，实经世大典也”，“此传心之要点也，盖于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讨乱贼、攘夷敌、存天理、正人心之术未尝不枦书而致详焉”。
所以他将历尽一生写就的《春秋》，毫不保留地献给了朝廷，并得到高宗的喜爱，称他“深得圣人之旨”。为“尊君”他多次上书“请益卫兵”和抑制臣属权力。如靖康元年，任起居郎时，就对中书侍郎提出的“治平则宜重内，遭变则宜重外”主张加以驳斥，说“一旦……( 大臣) 各统一面，事得专决，财得专用，吏得辟置，兵的诛赏，其事权太重……假令万一抗衡跋扈，号召至不至，如刘焉、表、操、绍、高柄之所位，又何以待之矣? 王大在边，古人所戒，以身使臂，乃理所然”; “谋国者不思复古，亲兵寡弱，宿卫单少，岂尊君强本消患预防之计也”。
在“尊君抑臣”的同时，他还提出一统号令和紧缩大将权力、收夺兵权的政治改革主张。他曾上奏说，“陛下南面而朝天下越半年矣，而纪纲尚紊，风俗益衰; 施置乖方，听动烦扰; 大臣竞争，而朋党之患萌; 百执窥观，而浸润之奸作; 用人失当，而名器愈轻; 出令纷更，而士民不信。”“政事之大要本于爱民，始于审谋，成于果断”“而国是未定，命令交错而民听未孚，法法制数更而不知其所守。”
在建炎、绍兴年间，胡安国更是多次强调统一号令的重要性。如建炎二年( 1128 年) ，出任给事中的他便致书当时宰相吕颐浩，对宋之政令不一现状提出批评。此后在《时政论》、《制国论》中又指出号令统一的重要性，如他说国家若号令统一，则“人心顺从，唯上所命，以守则固，以战则胜，以攻则服，天下定矣”。
众所周知，宋代抑制武臣之国策，历来是“天子合为隐虑，文臣守为朝章”，作为服膺春秋之学的胡安国更是笃守不移。“宋之君臣，上下奉此为藏身之固也，久矣。石守信、高怀德之解兵也，曹翰之不使取幽州……皆蓄苴醢之心，而不惜长城之坏。” “胡氏以《春秋》进，而辄戒穷兵，其君复栩栩曰，安国所讲《春秋》，吾率二十四日读一遍。嗟矣，唯熟于胡氏之《春秋》，而戒穷兵，戒穷兵而厌兵，厌兵而和议在决矣。”
南归后的“秦桧也神奸，窥见此隐( 议和及拒绝二帝回朝、削弱将权之心思) ”，“故逢迎其君，以为容悦以固恩宠耳”，“同己和议者用，背己言战者斥”。这样坚持和主张抑制武臣的胡安国就和秦桧走到了一起。至于有学者认为胡安国的这种做法和主张是典型的主和派人士，笔者实不敢苟同。
众所周知，胡安国一生“强学力行，以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时艰。见中原沦没，遗黎涂炭，常苦痛切于其身。虽数以罪去，其爱君之心远而弥笃，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问”，可见他始终关心国家大事、王朝命运及帝王更替，他之所以坚持抑制武臣，只不过是宋历代政策的坚守者而矣。正如宋人评议说，“胡安国与秦桧贤奸迥异，而以志合相奖，非知人之明不至也，其所执以为道者非也”，他“著攘夷尊周之大义，入告高宗，出传天下，以正人心，而雪靖康之耻，起建炎之衰，诚当时之龟鉴矣”。明王夫之《宋论》亦言: “然此非胡氏专家之说也，宋之君臣上下奉此为藏身之固也，久矣。”从绍兴八年胡安国病逝后陈默堂的悼词中也可看出胡的为人和品德，陈称赞胡安国说: “正名定分，别嫌明微。如权在衡，淄铢不欺”，以道事君“退不苟去，进非尚荣”、“生荣死哀，身远德尊”。
胡安国的这种气节与品德，正如今日学者所指出的，“在靖康、建炎之际的和战之争中， 便都是坚决拥护和支持李纲等抗战派主张，反对割地乞和的。他们的这种态度源于传统儒学中‘尊王攘夷’、‘为君父复仇’的政治理念。”“在他们看来，与一个和自己有着君父之仇、亡国之辱的蛮夷之邦解释仇讲和已经是逆天背理、不可思议了，更何况向此仇虏屈膝俯首、纳贡称臣呢”。
四、 胡安国为光大理学，尤其是湖湘学派发展，急需在朝廷找靠山两宋之际是宋代学术思想由王安石新学时代向程氏洛学时代过渡的关键时期，作为二程洛学的继承者、湖湘学的创始人，胡安国尽管没有得到两程的亲炙，但作为“私淑洛学而大成者”，为光大二程洛学，使之成为国家正学，是他义不容辞的义务与责任，所以他在入政时，便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宣传、传播的重任。
须知南宋建立之初，宋高宗赵构本人就非常喜欢元佑政事和程氏之学，而对于绍述派和新党以及王安石的新法、新学则是深恶而痛绝。如绍兴七年( 1137 年) 枢密院编修官陈渊与高宗面对，在讨论程、王学术异同时，高宗就说: “安石穿凿”，陈渊继而说，“穿凿之过尚小，道之大原，安石无一不差。至于无善无恶，又溺于佛，其失性远矣”。在这种状况下，讲求“尊王”、“抑臣”，坚守《春秋》政治理念的胡安国便向高宗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并推荐了二程洛学，得到高宗首肯。
对于胡氏的这种贡献，今日学者就曾评议说，“至南宋初年，由于杨时、胡安国胡宏父子等学者的积极努力以及政治形势的需要，二程理学才渐成气候，并最终战胜王安石新学，成为时代的显学。”而对于借助洛学大力提升自己政治声誉的这种时机，秦桧当然也不容错过。此点，诚如今日学者所言，“在高宗支持下，程门高弟如杨时、胡安国等人均被召至朝廷，位居要近，名动一时，士大夫趋利避祸，莫不以依傍洛学为荣。而秦桧也正好乘此机会，借尊奖洛学来迎合时好，扩大自己势力。”
在南宋之初，二程洛学正宗的继承者，是被东南学者称为“程门四先生”之一的杨龟山( 杨时) 。而其创办的闽学也因发展迅速，被号以“天下第一大学术派别”，声望远超过湖湘学派。闽学、湖相学这两大学派虽都是二程洛学的继承者，但在很多问题上，他们的主张是不一致的。“由于闽学选取了与湖湘学不同的理学进路，从而便开始了与湖湘学从争辩到怀疑直至批评、甚至否定的行程。而且越走越远，以致错判湖湘学的人性论是与先秦诸子的人性论的同义异语的表述，是所谓的“性无善恶”之谬论。闽学以儒学正宗自居，视湖湘学为异端，对湖湘学实施了全面的‘进攻’。”
作为湖湘学的主要代表，胡安国面对闽学的进攻，不得不采取措施应对。在这种情况下，胡借秦桧的力量来对付闽学，就成了必然。
如在宋高宗绍兴元年( 公元1131) 八月初，秦桧在拜相的第二天，便积极鼓动与怂恿宋高宗下令褒赠程颐，对二程学说大加表彰。“诏书固然是出自高宗的圣意和韩肖胄的‘密启’，但作为宰辅大臣的秦桧，对于这道‘王命’的颁行和实施自然也少不了将顺协赞之功。”
由上面分析不难看出，胡、秦二人的结交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这既有南宋初年特殊、复杂的政治斗争原因，也有理学发展的需要。
但纵观胡安国、秦桧一生的政治经历和南宋学术发展的概况，我们可以看到胡、秦二人虽然关系密切但有着质的不同。就秦桧而言，他是典型的政客，他与胡的交往大多是出于政治目的和个人利益; 而胡安国作为一个真正有操守的学者，其与秦的交往是出于民族大义、国家安危和学术发展的需要。因此事过境迁，秦之作为受到世人唾骂，而胡之行为却传之万世而不朽。
此文摘自聂立申教授2015年发表于《山东社会科学》的《南宋胡安国与秦桧关系探析》一文，内容略有删减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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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路时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