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格局中，有着众多的多姿多彩、争奇斗艳的地域文化，山东地区作为中国主流文化形成的核心区域，在推动中华文明进步发展丰富和发展我国不同历史时期思想文化的的同时，又产生了不同于其它地域的特点。与其它地域不同的是，金代泰山一地的名士的政治态度、文学情趣各不相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风情。这种特色的形成，既是金代统治下特殊政策的产物，也是山东历来民俗民风不断演绎发展的结果。终金一代，泰山一地的名士以自己的开拓精神，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和特点，与其它地域和其它时代相比，泰山名士具有显明的特点。
一、 科宦家族多，持续时间长
科宦家族，一般是指通过科举入仕的家族，学界多把一门之中有二人以上通过科举而致仕的家族，称之为科宦家族。纵观金代泰山名士的成长与家族的变迁，不难发现他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科举入仕起家，又因家族成员的不断科举致仕而延续，且延续时间长，有的至六代以上，譬如山东泰安徂徕的石介—石震—石天禄家族；东平刘挚—刘长言—刘天山家族；临清毛询—毛大壮—毛君家族；莒州张行简—张行信—张暐家族等。在金代统治时期，虽然民族矛盾与隔阂深厚，但“学得文武艺，出售帝王家”的传统和文人以科举为荣的思想，仍然是山东一地文士们的不二之选。正如金人赵秉文所说 “以词赋经义取士，预此选者，选曹以为贵科。荣路所在，人争走之。”《金史》卷五十一《选举志一》亦曰：“惟进士之选最为崇贵，不求备数，惟务得贤。”正是通过此种途径，金代泰山一地的名士们往往通过其家族成员连续不断的世代科举避免了“三世而衰”“五世而斩”的家族命运，维系了家族的繁荣与影响，同时也促进了社会良好的求学上进习风形成。刘达科先生在其《金朝科举与文学》一著中曾评议说：“在中国古代，科举作为统治集团网罗人才、提高政权素质的重要手段，在金朝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它也使文人素质得到提高，作家队伍得以壮大，为文坛的繁荣提供了保证，奠定了基础……科举有利于文化世家的形成……阎长言自曾祖以降，登科者蝉联六世”。
金代科举与仕宦家族的关系与影响作用，杨忠谦先生也曾指出：“科举激发了金代家族学以为政的热情，客观上带动了文学创作的繁荣。金代科举制度促使众多……寒门庶族等转型成为科宦家族，从而使金代文学家族数量增多……增强了原宋地黄河以北地区的文学成就。”“辽金在建立官学教育系统的同时，同样也依靠家族来传承文化学术。特别是金朝汉化政策的推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具有广泛基础上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作为文化承载者的家族力量……金代文学家族数量众多。这些家族种类多样，关系不一。往往一家几代、一代几人，皆为能文之士，且大多数家族皆通晓经史，擅长书画。初步考察金代的文学家族，其数量之多，遍布之广、声誉之高，都是金以前文学史、家族史上比较少见的现象。正是金代家族推动了金代文学的发展，而科举则是催生金代文学家族的强力催化剂。”
二、交游范围广、影响大
故友交游、诗酒唱酬，是金代泰山文人名士生活的重要组成。与魏晋社会处境近似的金朝名士，在面对民族大义、战争杀戮和政权频繁变动的时侯，处于无力改变局面的一介书生，也只有通过这些方式来解除自己的烦恼，正所谓“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及至大金政权建立并趋向稳固，伴随着战争减少、矛盾缓和、社会局面稳定，人们生活得以改善以及文士社会地位不断攀升时，不少名士才开始出入金朝政坛，或登台拜相，建功立业；或以酒为媒，以文会友，携手山林；“或与之徜徉泉石间，饮酒赋诗，悠然自得”，并将这种生活逐渐引导成为一种时尚，所谓“白发操戈浮世在，赤心倾盖几人知。壶中有酒无天地，醉后休歌贝锦诗。”就是此种生活的真实写照。当时泰山名士们几乎都通过游学与不同地域和不同领域的政治人士，学术学者和宗教人士交游，并在此基础上还形成文人团体，譬如平阴王去非文化圈、东平严实东平府学派等等，该群体虽然大多以山东泰山周边一地的文士为主，但也汇集了来自于不同地域和不同阶层的人士，故而影响重大，无形中为金代文化的昌盛和山东文学的发展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文学家族显现
金代出现了一些特殊家族、特殊人物，譬如世代倡礼重法的莒州张行信家族、极为重视文学的博州吕氏家族、积极探究儒释道思想并糅合三者的平阴王去非王氏家族、济南阎长言、莒州张行简状元家族等等。但在泰山名士中，重视文学艺术，传承世家的文学家族却扶摇直上，成为时代的显者，如奉符党怀英家族、济南五士家族、东平赵悫、赵沨家族，李世弼、李昶家族等；其中最具影响的莫过于博州吕造家族，史载他与其父忠嗣、大父延嗣三人皆为金代及第状元，甚至当时就留有“状头家世传三叶，天下科名占两魁”的传世佳话。“吕内翰造，字子成，未第时，梦金龙蜿蜒自天而下……状头家世传三叶，天下科名占两魁。谓其大父延嗣、父忠嗣与子成俱状元也。”依据李卫锋、张建伟先生考证，在金代若按照一个家族至少有一名状元，另有一名进士的标准统计，金代68名状元中，状元家族有七家，其中山东占三家，分别为济南阎长言、莒州张行简、博州吕造家族，占总数的42.8%，几乎达一半。
这些家族通过先前的科举进入仕途，又通过仕途的关系，不断打造家族势力与影响，从而在金代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文学家族氛围，其中就以山东泰山周边名士所构成的文学家族为代表。对于金代文学家族的构成与作用，学者指出“具有科宦背景的文学家族，往往是通过文学获得了世代科举及第而进入仕途，成为科宦家族。这种入仕途径客观上扩大了家族影响，维护了家族利益，延续了家族发展。反过来，家族的科宦地位促使家族成员更有条件、更有热情嗜书嗜学，利用家风、家学，培养家族成员的文学素养，提高他们的文学水平。” “由于他们的示范作用，促进了当地的文化教育，这些家族在文化传承中起了重要作用。”
四、带有齐气、鲁风的名士涌现
“齐气”一词虽见于魏晋时期曹丕的《典论·论文》“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但给予它新的涵义，则是近人。比如李伯齐等所著的《山东文学史》一著中言，“所谓齐气，是指作家的气质、风概以及由此体现出的诗文风格。比如疏狂任性、不拘礼法、任侠好客、仗义执言、正直不屈以及叛逆传统、淡于荣利等。”虽然是指文学家的风格，其实在金代，泰山名士中带有此气的人士却很多，譬如济南阎长言性本豪俊，使酒任气、不拘小节，赋性刚方，喜救难解纷。《中州集》小传曰其每当“酒酣耳热，故态稍出，尝以第一流自负。”再如任职东平的雷渊，“为人躯干雄伟……遇不平，则疾恶之气，见于颜间。或嚼齿大骂不休，虽痛自摧折，然猝亦不能变也。”
“鲁风”，是指山东多地出现的行事行为带有强烈儒家思想与作风的一种风气。金代统治的百余年间，泰山周边的名士大多带有此种深厚的地域烙印。比如济南周驰“资性古雅，而以襟量见称”，当遭“贞祐之兵，济南陷，不肯降，携二孙赴井死。”平阴王去非、王去执兄弟等人 “经传百家之说，古今上下，经纬异同，靡不淹贯”，“世以儒道著，一时名公巨人，若党怀英、赵沨皆师尊之。” 他们的存在与出现，无疑是金代文化和山东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是地区文化特色的重要标志。
（二）
在金代，社会交往是士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历朝士人一样，泰山名士在终金一代百余年中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或畅游于名山大川，攀于高山之巅；或把酒于厅堂之上，臧否人物；或吟诵于松菊之下，议论诗文、指点江山。他们之间的这种社会交往，在改变社会风尚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己。“自古士风之变，系国家长短存亡”，可见士风对社会影响力之大。如果说魏晋时期士人的这种交往活动，学界将之称为“魏晋风度”的话，那么金代泰山名士的这种活动，同样可称之为“金代风度”。
一、诗酒唱酬
同历代士人交往内容大致相似，金代泰山名士的交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以酒待友、以文会友。这是中国古代历朝名士交往的最主要形式之一，也是金代泰山名士自己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一环。金代文士们保持了这一传统形式并加以发展，形成了金朝独具特色的社会交往方式。
具体而言，金代泰山名士以酒为介的生活主要体现在饮酒自乐、以酒会友和以酒避嫌遁世等方面。对于名士们的这种琴酒自娱活动，可从《中州集》、《归潜志》、《金史》等文献所载金代文人的诗词和活动中看出，如奉符党怀英所作《新泰县环翠亭》、《端午日照道中》诗。又如金朝末年，多次畅游山东的刘祁，后在《归潜志》中载他与好友之间诗酒唱和状况时就描述：“后下第，西游……留辄数月，唱酬谈论相高。每相别，辄以所著相寄，且相商订为益。”
金代名士以酒、以诗会友的社会活动，历代文献也有记载。如正大年间，为庆祝下雨解除久旱之灾，诗人赵秉文及刘从益等人就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为韵，赋诗庆祝。“正大初，先君（刘从益）由叶令召入翰林，诸公皆集余家，时春旱有雨，诸公喜而共赋诗，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为韵。赵闲闲得‘发’字，其诗云云。先君得‘好’字，因用解嘲，其诗云云。是日，诸公极欢，皆霑醉而归”。金人元好问《遗山文集》卷二曰：“九日登吹台，追随尽名卿。酒酣公赋诗，挥洒笔不停”。
《金史》卷一百八《侯挚传》载，公“致仕……居汴中，有园亭蔡水滨，日与耆旧燕饮。”
《中州集》卷七《崔遵》小传：“崔遵，字怀祖，北燕人。父建昌，字曼卿。大定二十五年进士，仕至同知武安军节度使事。怀祖事继母孝，与人交有终始。……前辈如赵吏部子文，张左丞信甫，冯亳州叔献，或怀祖丈人行，皆与之诗酒相往来。怀祖喜宾客，有蕴藉，从容文雅，使人久与之处而不厌也。”
金代名士借诗交往的形式，内容多样，既有以诗献驾、以诗唱酬、以诗会友，又有以诗送行、以诗悼友、以诗寄怀等等。名士们之间的这种以诗唱和，或借一事、一情、一景为题，或追思情怀，或感怀友谊；或追求自然无为，或感悟人生。以诗唱酬、相互唱和的这种交往活动，大多集中在达官贵族及名士等上层社会之间，具体表现为陪驾诗、送行诗、庆祝诗、哀悼诗和畅游诗等。
如明昌四年（1194年），金章宗中秋赏月，特诏东平赵沨入侍，赵沨及时献《中秋》诗，金帝大为赞赏，赐金杯奖之。 “史舜元尝从文孺学诗说，道陵中秋赏月瑶光楼，召文孺对御赋诗，以‘清’字为韵。道陵读至落句，大加赏异，手酌金钟以赐，且字之曰：‘文孺，以此钟赐汝作酒直。’士林荣之。”金章宗春水捺钵时，赵沨又陪侍在侧，及时献诗。赵沨在其诗《扈从车驾至荆山》中就有所反映。
朋友去世，以诗悼之，是金代文人最具代表性的以诗交友的方式之一。如姚孝锡去世后，近数十名士为其撰写悼诗。其中党怀英哀痛之余，提笔写下《醉轩姚先生孝锡挽诗》（《挽姚孝锡》）一首。
天兴元年（1232年）五月，金朝一代名臣赵秉文卒逝，宋飞卿、杨奂等名士作诗哀悼。对此概况，金人刘祁《归潜志》卷十记曰：“赵闲闲之没，唯余及宋飞卿、杨焕然作祭文、挽诗也。”
朋友之间因事相互以诗祝贺，历来是古代文人交往的传统形式。金代泰山名士之间以诗贺庆交友最为普遍。如奉符党怀英的《君锡生子四月八日》、《送高智叔归济南》；滏阳人赵秉文的《送雷希颜赴泾州録事》；东平吴縯《赠（茌平）马定国》；茌平马定国的《送王松年之汶上》；王若虚的《赠裕之》等诗。
金朝泰山名士之间以诗会友相互唱和的行为，可谓比比皆是。譬如赵沨与赵秉文、路铎等人的分韵赋雪交游，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而此事赵秉文就在其《滏水集》卷三《题赵文孺、路宣叔分韵赋雪》中记之。
正大八年（1231年），冯璧七十大寿时，赵秉文公作《庆学士叔献七十寿二首》献之，诗曰：“小筑龙潭德不孤，庐鸿新有草堂图。四朝人物今谁在，二老风流与我俱。把酒笑谈犹解醉，上山筋力不须扶。文章不逐年龄改，能为开兴作颂无。”
金末淄川杨宏道与赵秉文、杨云翼、元好问、刘祁、张澄等人的唱和最具代表。如杨氏《小亨集》卷二《赠裕之（元好问）》云：“尝读田紫芝《丽华行》，惜哉紫芝今不存。日者见君诗与文，知君在嵩少，神马已向西北奔。”又《鹧鹄天·留赠元遗山》一诗曰：“居接栋，稼邻田。与君诗酒度残年。”
卷四《酬刘京叔祁》诗又载：“瘦鹤巢西彩凤东，差池云路有时同。滫然放意嚣尘外，久矣识君文字中。……情知不得临丹穴，又整霜毛向晓风。”
卷三《别仲经》一诗还云：“相逢尝共被，东县与西州。无策不成事，有身空远游。如君勤问学，度日亦穷愁。濡沫能微湿，生涯善自谋。”
对于金代名士的这种交往，《归潜志》卷五总结曰：“名士皆其友也。樽酒之间，一谈一笑，甚有前辈风，今不复见矣。”
二、跨越民族范畴的交游——与女真贵族往来
金代文士为自身发展和生机所迫，在其一生中也积极与金朝女真贵族往来，构成了金代泰山名士交游的一大特色，如济南人范拱，长期担任女真贵族梁王完颜宗弼的幕僚，尤其在伪齐被废后，他积极向梁王举荐人才，请求减税，并皆获批准。金世宗在位时于济南闻其名，大定七年（1167年），特召他入京赴阙，后官至太常卿。
长期寓居山东磁阳的朱澜，入仕后历任女真诸王文学教授。《中州集》小传就载“学问该洽，能世其家。大定二十八年进士，时年已六十，意气不少衰。历诸王文学……党（怀英）赵（秉文）推挽之力为多，以尝入教宫掖，故集中多宫词。”而在女真贵族当中，就有越王完颜永功及其子密国公完颜璹等向他问学。《金史》卷八十五《世宗诸子·越王永功传》：“贞元二年生，沉默寡言，勇健绝人。涉书史，好法书名画。”《中州集》卷五“密国公璹”小传亦载：“密国公少日学诗于朱巨观（朱澜），学书于任君谟（任询），遂有出蓝之誉。……朝臣自闲闲公、杨礼部、雷御史而下，皆推重之。资雅重，薄于世味，好贤乐善，寒士有不能及者。”
金世宗之子在世者有四人，一为卫绍王；一曰越王永功；三为潞王（韩王）永德；四是蘷王允升。泰山名士冯璧也曾担任韩王完颜永德的记室参军。
据相关文献记载，女真贵族密国公完颜璹晚年，就积极与赵秉文、杨云翼、雷渊、元好问、侯挚、李汾、刘祁、赵滋等汉人士大夫相互唱酬，且交往甚密。《中州集》小传云：“一时名士如雷希颜、元裕之、李长源、王飞伯皆游其门。”《中州集》卷七《王主簿革》（一名著，字德新，号玉溪，临潢府人）小传亦记：“王革为人有蕴藉，善谈笑，密公与之唱酬，相得甚欢。……德新交游满天下。”《中州集》卷十《遽然子赵滋》小传：“滋字济甫，本出冯翊……宗室胙公文采风流，照映一时，而济甫以布衣从之游，商略书法名画，胙公亦以真赏称焉。”兴定四年（1220年），雷希颜担任荆王府完颜守纯的文学兼记室参军。荆王为金宣宗第二子，贞祐年间曾拜平章政事，后封英王，元光年间，金哀宗即位后晋封为荆王。莒州日照张暐、张万公与女真贵族完颜承晖也交往密切。如金人赵秉文的《广平郡王完颜公神道碑》载：“张万公、张暐与之（完颜承晖）相友善。”
三、跨越地域疆界的交流——与外地汉族士人的交往
泰山名士除与女真各层交往的同时，也积极加强与外地名士的交流。像东平赵沨、奉符王颐就与史良臣、王世赏、尹无忌、王逸宾等相交甚好。《中州集》卷九《浚水王世赏》小传载：“世赏字彦功，汴人。与尹无忌、王逸宾、赵文孺相周旋。”金人赵秉文《滏水集》卷十二《赠少中大夫开国伯史公神道碑》（史公奕字季宏，其父为史良臣）记曰：“始余闻季宏父名于相知间，行高而学博，能文翰，善谈论。下至博弈，亦绝人远甚。及来京师，始识之。温厚谦冲，殆过所闻。其问学愈叩而愈无穷，与人交愈久而愈不厌。自赵黄山、王黄华诸公，皆屈己尊礼之。又与其婿陕西东路转运使庞铸才卿，有冰玉之誉。观其为人与其所交游，其家世可知矣。季宏又尝语其兄隽能诗，洎山东诗人王颐养道为唱和友。”
上述文中的尹无忌，乃平凉人，原为师拓，字无忌，本姓尹，以避国讳改。此人为举业有成，曾长期游学于山东、河南等地，与泰山名士赵沨、党怀英、路铎等结交甚好，尤其是他长期与东平赵沨卜邻而居于鱼山（今山东聊城东阿县）一带。他创作的《浩歌行送济夫之秦行视田园》一诗，描述了这种经历。“我本渭城客，浪迹来东征。穷齐历宋何所营，尚气慕侠游梁城。………落魄高阳归未得，送子西归空怆情。”赵沨为怀念师拓燕山远行，也特写《九日怀尹无忌》一诗以念之。诗曰：“茅屋秋萧索，幽居尽日闲。碧云看欲暮，远客几时还。书剑成何事，风尘只强颜。思君千里梦，夜夜到燕山。”
京兆人史肃，字舜元，号澹轩，跟从奉符党怀英学书法、从东平赵沨学诗，《中州集》卷三赵沨小传《中秋》一诗后金人元好问特注之。
“辽东人吴子英，尝从仲才（济南周驰）学，能记其所著亚父撞玉斗赋，及他文数篇。”作为高公振、赵沨密友之一的开封人王磵，不仅以孝友文行称于乡里，而且他北上山东游学时所交之友也皆当世名士。《遗安先生言行碣》载：“诗名大振。加之孝于亲，友于弟，诚于人，笃于己，远近论文行，必曰王逸宾（王磵）矣。初，孟公宗献友之，冯公璧叔献、赵公沨文孺皆师尊之。……所与游，皆世知名士。若文裔伯起、张公药元石及其子观彦国、王琢景文、师拓无忌、郦权元舆、高公振特夫、王世赏彦功、王伯温和父、左容无择、游道人宗之、路铎宣叔。”《中州集》卷九《南湖靖先生天民》亦载，靖天民“所与交，如庞才卿、杨茂才、刘之昂、王逸宾，皆一时名士。”
东平府治中路铎与赵秉文等名士相交，并相互唱和。如路铎《遂初园诗》二首分别为《闲闲堂》、《思玄堂》，而闲闲、思玄堂正是赵秉文滏阳家中园林的两座建筑，从而推知二人关系匪浅。师拓作为赵秉文好友，也曾创作《游同乐园》诗与赵公唱和。《归潜志》卷八记载此事曰：“赵闲闲尝为余言，少初识尹无忌，问：‘久闻先生作诗不喜苏黄何如？’无忌曰：‘学苏黄则卑猥也。’其诗一以李杜为法，五言尤工。闲闲尝称其《游同乐园》诗云云，又有佳句：‘行云春郭暗，归鸟暮天苍。’‘野色明残照，江声入暮云。’甚似少陵。”相州临漳人郦权，字元舆，号坡轩居士，是郦琼次子，他与奉符党怀英、魏抟霄同学，与刘迎等为好友。河北《正德临漳县志》卷八人物载：“郦琼，……次曰权，字元舆，号坡轩，与黄华、党竹溪齐名。”洛阳人史公隽，与奉符王颐交际默契。如《史少中碑》载：“先娶大名俞氏，一男曰公隽，妙龄秀发，有声场屋间。诗笔妙绝，年二十八无禄早逝。”“季宏（史公奕，公隽之弟）尝语其兄公隽能诗，洎山东诗人王颐养道为唱和友。”
刘从益与曹恒、王宾、冯璧、赵秉文、李纯甫、元好问等名士相友善。《归潜志》卷四《冯吏部延登》小传曰：“与余先子（刘从益）交最善，先子入翰林，公与赵闲闲（赵秉文）所荐也。”卷九又记：“余先子自初登第识公（赵秉文），公喜其政事，既南渡，喜其有直名，后由公荐入翰林，相得甚欢。尝谓同僚曰：‘吾将老而得此公入馆，当代吾。’”其子刘祁与杨宏道、王郁相交。卷六载“正大初，余先子令叶，飞伯特诸公书来投。先子异其文，置门下，遂与余定交，每觞酒宴游无不在。”《归潜堂记》云：“已而先大夫下世，遂经纪家事。然读书为文亦未尝少休。闻四方交游来，把酒论文，谈笑连日夕，或留之旬月不令去。……而会友著书亦自乐无歉。”
曾任职东平府事的雷希颜，在太学十余年，与李纯甫、冯璧、高献臣、孙伯英、刘从益、宋九嘉、申万全、王启等交游。金人元好问《遗山集》卷二十一《雷希颜墓铭》记云：“不二年，游公卿。”《归潜志》雷希颜小传曰：“从李屏山游，遂知名。……喜结交，凡当途贵要与布衣名士，无不往来。居京师，宾客踵门，未尝去舍。”在诸名士交游最广泛中，莫属于姚孝锡姚君之影响。据《中州集》小传载姚君“资禀简重，喜怒不行于色。弃官时年二十九，至八十三乃终。名士大夫为诗以吊者数十人。”由此可见，姚君交游之广。对此，金人胥持国在他挽诗中说：“山东夫子老河东，谁与先生嗅味同。早岁遽辞名宦里，百年长乐圣贤中。醉轩风月千秋恨，蜗室樽罍一梦空。白玉楼成人不见，空余乡泪托东风。”
四、跨越家族的交往——与本地士人的交往
泰山名士为强化能力、扩大影响，在与外地名士交流的同时，也更注重与本地士人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学习。譬如东阿人张子羽与济南李之翰、茌平马定国和东平吴縯等人的交好；茌平马定国与奉符王颐、东平吴大方、吴大年、赵悫、甲公绰、郭弼宪等人的结识；党怀英与济南辛弃疾、周驰，东平赵沨、平阴王仲元以及寓居泰山周边的贾因叔、徐茂宗、道彦至的交游；莒州张行信与东阿侯挚的唱酬等。对于泰山名士之间的这种交游，可从党怀英在大定二十五年所撰写《醇德王先生墓表》中记载窥知。
五、 跨越世俗的交游——与宗教人士的结交
金代，泰山名士为扩大自身影响，提升认识，全面配合金代政府三教并立政策推行，还积极结识宗教人士，并取得了广泛影响。如茌平马定国的亲密师友之一，就是香岩可道上人。对于二人关系，他在《香岩病中》一诗云：“九州四海尽行路，万户千门非我家。金弹不徒惊燕雀，春雷终待起龙蛇。”
奉符党怀英、东平赵沨等名士积极与汾西人道士通玄大师李大方（字广远）等友善、交游。对此，金人元好问《遗山集》卷三十一《通玄大师李君墓碑》云：“一时名士，如竹溪党公世杰、黄山赵公文孺、黄华王公子端、皆以道义缔交于君。”泰和二年（1202年）左右，路铎在兖州任泰定军节度副使时，与普照禅寺法师贇禅大师相友善。元好问《遗山集》卷三十一《告山贇禅师塔铭》记：“师道风蔼然，为诸方所重，再往兖州之普照，州倅信都路公宣叔，文翰之外，兼涉内典，与师为淘汰之友。师开堂，宣叔具文疏，朝报施敬。继为先大夫荐冥复，礼有加焉。”济南李之翰与中京因长老积极交游。据《中州集》卷八《李宁州之翰》小传记载，李氏曾写有《中京遇因长老》一诗。诗曰：“天涯流落偶生还，古刹相逢语夜阑。欢我归途千里远，喜君禅榻一身安。松声不断风吟细，月影无边露气寒。分手山堂更寥索，冷云衰草伴征鞍。”
泰山名士与全真道诸真人交际甚广，在金代社会发展历史上，一个非常有趣而又极具关键性的事情，就是金代泰山名士与不同领域历史人物的交往问题。一个是与外地士人的交往；一个是与南宋士人的交际；另一个就是与全真等宗教人士的交往。这种奇特现象，颇耐令人寻味。如大定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之间，党怀英作为文坛主盟者，为自身发展计，就积极向全真道掌教马钰问道，并与他诗酒唱酬，马钰作为报答回赠党公诗一首，诗曰：
“心坐胜如打坐，心灰自没心猿。形如槁木自安然，物外般般怎染。养气勿劳呼吸，颐神全在抽添。云房深处永绵绵，产个胎仙出现。”
同时，姚孝锡、王元节、任询等名士也与马钰相互唱和，如马钰在其文集中亦有《醵博州茌平丁家块务酒官转与老姚仙（姚孝锡）饮》诗一首，诗曰：
“传滑辣更清光，兀腾腾乞化尝。美馨香非米曲，麻修炼饮琼浆。”
《和密州王先生（王元节）韵》诗云：
“然得悟碧桃春，月交光晃坎滨。是客兮客是主，公认正不身身。”
金朝末年，侯挚、冯璧等泰山名士与全真道洞真真人善庆交往密切。如《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之“洞真真人”载：“师讳善庆，字伯祥……若密国公璹、侯莘公挚、杨尚书云翼、许司谏古、冯内翰璧，诸相贵近，争相景慕。”
长期客居、病卒于济南的张本，少时就与全真道真常真人李志常为同舍生，并居燕京长春宫十余年。莒州张行信也积极与全真大师周全阳结识为友，并相互唱和。《甘水仙源录》卷四李道歉《终南山全阳真人周尊师道行碑》云：“师姓周氏，讳全道……元光末，尚书左丞张公信甫出镇……一日诣庵，叩其所修，师告以道德性命之理，公喜其诚……时遣人侯问起居。”
全真道教的诸多子弟，亦大多在泰山布道传教。如明代汪子卿《泰山志》卷二《列仙》就记载：“丘长春，不知何许人。尝居泰山南址长春观，以全真为教，元赐号神仙、无为演道太宗师，别号长春子。后去之峄山，有仙化遗迹。峄碑及观中遗像俱尚存。”“张志纯，号天倪子，泰安埠上保人(今肥城市张家安村人)。六岁能诵五经，十二岁入玄门，居岱麓会真宫数载，道行超群辈。初名志伟，元主改今名，赐号“崇真保德大师”，授紫服。重建岱岳、升元二观及上岳庙。”又《灵宇》还曰：“长春观，在州城西北隅，女道士废绝久之，禅僧寄焉。中统碑刻元和子为女冠訾守慎作记，丘神仙碟刻成吉思皇帝敕旨，俱存。记称祖师谓丘神仙，妙真则守慎之赐号也。”
对于全真道人丘处机、孙不二等在泰山的布道，《岱史》、《泰山小史》亦有记载。“丘长春……尝居泰山南址长春观，以全真为教。……后去，之峄山，有仙化遗迹。”“泰山南址，长春观，丘以全真为教。……人间寒暑异，此地得长春。闻有无为子，住此炼形神。功满去峄山，羽化朝元真。应知驾黄鹤，犹然来去频。”
（此文摘自泰山学院聂立申先生所著《金代泰山名士稽考》一书，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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