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发展史上，有一个特殊团体，倍受后人关注，这就是今日学者普遍称为“士”的阶层。中国古代社会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知识分子”。然我们关注、甚至研究这一阶层，无非是通过“士”这一特殊阶层的历史发展来探索中国文化的独特形态。宋金时期，尤其是金代女真统治期间，文士数量激增，发展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他们在社会的许多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显示了自己的价值，所以深入探讨与研究泰山文士的价值取向，甚有必要。
一、泰山文士的价值观
“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无论其水平高低或贡献大小，都应该享有其独立的尊严和价值”。那么，什么是价值呢？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因此，价值是人类对于自我发展的一种本质体现。而价值观就是人们对自己或他人社会实践活动和万事万物进行价值评价和判断时所采取的哲学观点和社会观点，它反映了人们对某种事物或行为有无价值和价值大小的认知和态度，它包括价值标准、价值评价、价值判断、价值取向、价值导向、价值实现等内容。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价值以及价值观，它首先表现为它是社会的一个产物，即它具有社会性。换言之，它首先是社会性的概念，如果离开了社会、脱离了人这个主体，我们谈论价值、价值观也就没有了任何意义。价值论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问题，它与宇宙论、人性论、认识论、人生论、历史观、道德观等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正是由于人们对价值的认识及解读不一，所以导致对价值观的认识也不同。
大多数学者认为，价值是有鲜明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即“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价值标准，不同的价值感情，也就有不同的价值观念”。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同时期，人们的价值取向、价值标准也各不相同。因此古人云，“好恶殊方，各引一端”。但总体而言，“中国传统价值论，是以道德价值为最高的价值标准，价值论的最后归宿，是治国平天下。”对于大多数泰山文士来说，其价值标准仍是以“齐家修身治国平天下”作为最高人生目标的，以实现士人“志于道”为初步理想，以追求孔孟儒家的忠孝仁义作为基础来实践的，这本身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历朝历代士人的基本价值观念。诚如今日学者所言，“作为社会正统意识形态的载体和实践者，金代汉族士人仍执著地奉行儒家规范，实践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他们也由此获得了社会成员的拥护和尊重。”
关于泰山文士价值观的实现，以时人或后人对奉符党怀英和莒州张行信（张信甫）行为的评价为例。如《金史·张行信传》载张氏 “为人纯正真率，不事修饰，虽两登相位，殆若无官然，遇事辄发，无所畏避。每奏事上前，旁人为动色，行信处之坦如也。及薨之日，虽平昔甚媢忌者，亦曰正人亡矣。”
《中州集》载张行信“家世儒素，虽位宰相，而奉养如寒士。日书经史五百字为课，寒暑不废者四五十年。故于书无所不读，诗殊有古意也” 而《归潜志》也记他“为人简朴，不休威仪，恶衣瑮食如贫士人。”
《遗山集》卷三十六《拙轩铭引序》亦说他：“以清白传世德，以忠信结人主。出入四朝，再秉钧轴，危言高论，耸动天下。……视千载无所于让。”
笔者曾在《金代名士党怀英研究》一书中说过，从人生价值史的范围来说，以党怀英为代表的金代文士们典型地体现着金代的文化精神。他们文学创作成就的意义主要有两点：一是他们的人生达观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即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由于他们大多数文士已把古代社会中士人的两种处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们能够处变不惊，且无往而不胜。当然，这种范式更适用于士人遭受坎坷之时，它可以通向既坚持操守又全生养性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金以后的历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二是，他们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们开始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元人郝经《闲闲画像》诗赞云：“国初学士汴与燕，世、章、蔡、党方腾骞”，“中间承旨掌丝纶，一变至道尤沉雄，岿然度越追李唐，城尽简质辞雍容……浑然更比坡仙纯，突兀又一文章公，自此始为金国文，昆仑发源大河东。”（郝经：《读党承旨集》）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金代文士们应当受到后世人们的普遍热爱。
二、泰山文士价值观下的类分
在终金一代，泰山文士由于个人追求某种具体价值的实现途径不同、理想目标不一，因此不能一概论之。只有对此加以类分，才能更准确地把握这些文士的特点属性。现根据相关文献加以梳理、归纳，以飧读者。
1. 救世、经世型
面对宋、金之间长期战乱，百姓民不聊生的艰难处境，而像党怀英、赵沨、
周驰、张行简、张行信、侯挚、高霖、毛端卿等身为士人的一部分，他们并没有采取逃避、甚至消极的生活方式，而是积极地通过参加科举，入仕从政，显示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思想意识的坚定执行者，是古代“救世”与“经世”理念的贯彻者，正如清初顾炎武所言，“君子之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
泰山文士由于多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其济世救人、持家平允、敬长爱幼思想深厚。如曾荫监博平（今山东聊城茌平县）酒税的张子厚（张澄）就救人急难，为百姓所称。 明昌三年春，两河及河南、山东大旱，至五月旱情始解。“明昌初岁艰，以饥死者十室而五。公日设糜粥，以赡旁近，病者亲诣护之，赖以全活者甚众。及公没，人多为感泣。”对于金代泰山文士积极经世的做法，以元好问《遗山集》卷三十四《毛氏宗支石记》所记毛端卿为例。“端卿……少有志节。宣武欲荫以官，不就。去学进士。自父祖以廉介自持，家甚贫。年二十余，负书来济南，从名士刘蟠于章丘。备历辛苦，蟠知其有成，倾意教之。初试东平，中经义解魁。再试益都第五，遂登泰和三年进士第。”而《中州集》小传亦载：“端卿，字飞卿，彭城人。……飞卿二十岁始知读书，游学齐鲁间，备极艰苦，饥冻疾病，不以废业。凡十年，以经义魁东平，泰和三年擢第，累迁提举推货司，户部员外郎。”
2.存身求生型
求生有几层含义，一是指某些士人在金人强有力攻击控制下，未来得及安顿身家，不得已委身金人以求家人平安，像济南历城辛弃疾的祖父辛赞。辛赞虽则仕金，但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仕金为官并非是辛赞初衷。建炎二年（1128年），刘豫为济南知府，受金人利诱而降，使辛赞猝不及防，但因家族人口众多，无法携家南下，不得已滞留济南，做了金人的地方官。这一点辛弃疾在南归后的进《美芹十论》中就提及说，“臣之家世，受廛济南……荷国厚恩。大父臣赞以族众拙于脱身，被污虏官，留京师，历宿、亳、涉沂、海、非其志也。” “身为宋室人臣而留滞金人侵占的北方，其所受屈辱可想而知，其抑郁愤懑、仇恨反叛之心可以揣度。”所以他真正目的在于以仕金做掩护，精心培育自己的孙子，使他健康成长，异日伺机而起，以报“君父不共戴天”之愤”。对于辛赞的这种行为，后世学者评议说，“辛赞是……影响辛弃疾一生的人物”。 “辛弃疾这个‘忠义第一人’的主要塑造者是辛赞”。
二是有些士人崇尚清虚、恬淡，注重修身养性，或设法避开专制政治的制约和社会的矛盾，躲进山林悠游岁月，或不仕朝廷，隐匿山林、追求自我，这类士人可称为自适型文士。对于他们来说，无意于功名利禄，他们追求的是不受任何约束，寄情于山水，陶醉于泉林，远离现实，偃抑自适的生活，像徂徕名士石震、济南孙荣家族、刘祁之高祖南山翁刘仲谦、密州王元节、洺州张澄、蓟州曲全子等就是此类文士。
“君（孙庆）讳庆，字伯善，姓孙氏，世为济南人。曾大父某，大父某，考荣，皆隐德不仕。”
“余高祖南山翁（刘撝）未及第时，尝梦游山寺。”酷爱山水幽胜，后买田移居南山。其“所居……四面皆见山。若南山、西岩，吾祖旧游。东为柏山、代北名刹。西则玉泉、龙山……故朝岚夕霭，千态万状，其云烟吞吐，变化窗户间，门外流水数支，每静夜微风，有声琅琅，使人神清不寐。”
《归潜志》王元节小传载他：“擢第，得官辄归，不乐仕宦。与余从曾祖西岩子多唱酬。”“之纯（张澄）早孤，能自树立。避地洛西，率资无旬日计，而泰然以闭户读书为业。尝从辛敬之、赵易之讲学，故诗文皆有律度。”
“曲全子，予（王寂）之母弟也。少颖悟，天资孝友。……性坦率，与人略无崖岸。当酒酣耳热，视世间富贵儿，皆卧之百尺楼下。然不喜场屋之学，人或勉之，笑而答曰：‘吾兄已世其家，吾亲已享其俸禄，吾事济矣。谁能踽踽从原夫辈觅官耶？’识者以为达。平居李孟间，把酒赋诗，对休听雨，眷眷然不忍舍去。”
对于该群体，可从金人刘迎所写《寄题禹城孙氏茂德亭》一诗内容窥知。如
该诗曰：
“济南孙夫子，养素抱绝识。家有五亩园，种树如积德。枝叶深覆護，根本
饱封殖。要令方寸地，不著荆与棘。流芳被邻里，余荫连阡陌。居然物随化，草
木尽佳色。……乃知百年用，赖此一日积。君今尚隐约，白首勤垦辟。人心亦天
理，否泰有终极。会待东风来，吹春满花园。”
三是一些士人，已经投身政治，但在生活实践中深切感受到从事政治的危险，于是设法逃避现实政治。如姚孝赐在金人逼迫下入仕，为免受迫害虚以应付，一有机会，便立即归隐。《金文最》卷一百十三王寂《姚君哀词序》：“公讳孝锡，……调代州兵曹。弹冠振衣，方有志于行道。居无何，雁门失守。主将以城降，……绝不经意。人或问之，公曰：‘死生天也，夫何惧之有？’士大夫以此为多。”“皇朝掩有，起公为五台主簿，未几移疾，盖不复有意于世矣。”而在金熙宗时期，深陷田珏党狱之争的王础家族和刘撝家族毅然避世，“徜徉于西岩泉石之间”，以至形成了正道直行，不随世俗的家风。“后之人皆世其学、历其行，未尝趋势于名以苟富贵，则能传家保族，固其益哉！”
再如明昌年间，担任博州（今山东聊城）教授的咸平人王浍（字玄佐或贤佐，《中州乐府》有小传），决然遁隐而去。史载王公“为人沉默寡欲，遂于易学，若有神授之，又通星历纬谶之学，明昌初，德行才能，召至京师。命以官，不拜。朝廷重其人……再授博州教授，郡守以下皆师尊之。一日守酒客，适中使至，中使漠然少年，重贤佐名，强之酒。守从旁救之曰：‘王先生不茹荤酒，勿苦之也。’中使乃至。是夕，贤佐弃官遁归乡里。……宣宗即位，闻其名，议驿召之，以道梗不果。”
四是为求生存，屈志委身。如东平吴縯因家境困苦，不得已入金出仕。他的这种生活艰难，正如他诗中所言，“应嗤穷途士，抽簪老泉石。采蕨在南山，驱牛向东陌。老生岂不苦，衣食迫晨夕。高粱无宿怀，茅茨得真适。卒岁将何求，一饱唯力穑”。再如固安李天翼在侨寓聊城期间，也因生活无着落，委身他人。“天翼，字辅之，固安人。贞祐二年进士，历荥阳、长社、开封三县令，所在有治声。迁右警巡使，汴梁既下，侨寓聊城，落薄失次，无以为资，辟济南漕司从事。”……与人交，款曲周密，久而愈厚。死之日，天下识与不识，皆为流涕。”
3.守志宏道型
这类文士，若入仕在政，往往不太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和世俗的荣华，在不同的场合，始终以儒家的规范严格约束自己。如金章宗时期，宁海州文登县人王震，正是由于以割肉疗亲被赐同进士出身，授教授之职。而王磵《中州集》载幼时他“博学能文，不就科举。孝友天至，非其食不食。”及其长，所与友，皆当世名士。
贞祐二年（1214年），为东平府治中、济南少尹的路铎，在孟州城被元军攻陷后，依然投水井而死，诠释了一介儒士的大义气节。同样，在贞祐初年，当济南城被元兵攻破时，济南人周驰亦不肯降，遂携二孙赴井死。“贞祐之兵，济南陷，不肯降，携二孙赴井死。乡人葬之宅后寿乐堂。”因而“马革盛尸每悔迟，西山饿死亦何辞。姓名不到中兴历，自有皇天后土知”的价值追求，依然是金代文士的基本追求。
若在野或致仕，则孜孜不倦地探索学术、技艺和治道之术，贯守无道则隐、功成身退的原则，试图开出一个治世良方。像张弥学、王去非、王去执、王若虚、许衡等人。
“考讳弥学，笃于学问，以《尚书》为专门之业。初应乡试，擢本经第一，后罢经义科，以词赋取士，……已而叹曰：‘丈夫宁老于童子雕虫之技邪？吾不复出矣。’常铭其左右云：‘欲求子孙，先当积孝；欲求聪明，先当积学。’世以为名言。” “北渡后，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史天泽）好贤乐善，皆来游依。若王若虚、元遗山、李敬斋、白枢判、曹南湖、刘房山、段继昌、……宾礼甚厚。暇则与之讲究经史，推明治道。”
“许衡，字仲平，河内人。金季兵乱，避地徂徕、泰山间，匾其斋曰‘鲁斋’。初从姚枢、窦默游，获闻程朱之学，遂为名儒。”
《中州集》卷十《溪南诗老辛愿》：“敬之业专而心通，敢以是非黑白自认。每读刘（昂宵）、赵（元）、雷（渊）、李（之纯）、张（澄）、杜、王、麻诸人之诗，必为之探原委才，发凡例，解络脉，审音节，辩清浊，权轻重。片善不掩，微纇必指，如老吏断狱，文峻网密，丝毫不相贷。”
许倬云先生说过，“人物的行为是由他们自己认定的生命价值决定的，生命价值如何，他们就如何做”，“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都是他们人生价值的体现和实践……人在世间，不管别人怎么判断，成功或失败，贫穷或富贵，都没关系，要看他到底是为人还是为己，为善还是为恶，是为了做好事情，还是只为了个人的私欲，这就是人生价值很大的区别。”恩格斯亦说，“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 “实际是怎样一个人”， 也就是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既要重视历史活动的实际效果，又要考虑历史活动主体的主观行为动机。如果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偏执一端，就有可能得出对历史人物评价的错误结论，从而使历史评价失去其应有的积极历史作用。
当然人类存在的根据和意义体现在人所追求的价值世界中。人活着的目的不只是为个体自身，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总是消融在群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之中。个体价值的实现是离不开群体和社会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如果一个人只同自己打交道，他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而且决不会对己对人都有利。”
三、泰山文士的社会价值
从整体上说，文士是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专制主义中
央集权政府所深切注意的一个社会群体。尽管文士中的一部分人总想躲避政权的控制，但事实上专制主义政权为严密控制社会，是不允许文士阶层自由地逍遥于政权控制之外，而总是千方百计地把其纳入统治范围之中，其中所采取的最主要手段就是诱使和胁迫。尽管如此，但一旦这些文士从政，士人的担当又使他们兢兢业业，为社会的稳定、政权的巩固和百姓的福祉而不懈努力。概括起来，泰山文士在金朝所起的社会价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有益于金人的社会统治。在金朝统治下，由于泰山文士与金朝政权共处于一个互动的巨大社会网络中，女真金人统治者既不容许这些泰山文士超脱金人控制的范围，也不愿他们脱离政府的视线，从而为南宋或其它政权所用，事实上这些泰山文士也很难真正脱离金人控制下的区域。金朝统治者之所以要控制这些文士，并逼迫他们入仕，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是有这些文士的基本属性所决定的。在金朝建立初期或建立后的很长时期，泰山文士之所以被关注，多数情况下是有两个因素促成，一是对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的忠诚；二是对金人女真民族的不屈服和宋金政权控制下现实的不满，但他们又无能无力。前一个是文士们持正自重的表现；后一个因素是他们冷静观察、认识社会的结果。加之文士阶层一般都注重个人品德修养，知识丰富渊博，在野他们能美风敦俗、教化民众，入仕能忠贞爱国、舍生取义。这样，这些文士的文化层次，价值取向、社会意识都有利于社会统治，因此金人统治者非常重视这些文士的现实价值。实际上在金统治下，泰山文人们在金人威逼利诱下，自愿或不自愿地投身于政治，为金朝的延续和强化已经做出了贡献。
2. 起到宣助风化作用。泰山文士阶层不仅数量多，而且影响大。他们的言行举动，无疑是当时社会民众的巨大榜样。金人统治者也正是看到此点，才不惜任何代价取得这些文士的支持和帮助，用以稳定金朝的统治。如天辅二年（1118年）七月，金主完颜阿骨打就发布诏令：“凡降附新民，善为存抚。来者各令从便安居，给以官粮，毋辙动扰” 天辅六年（1122年）十一月又表示：“诏诏谕燕京官民，王师所至，降者赦其罪，官皆仍旧”。王德鹏先生对于金人大肆劫掠文士的这种做法，就曾评议说：在金人掠去的汉人名单中，主要包括三类人，“一是工匠、乐人、医者之类……二是内侍……三是文人士大夫。……这些人被掠至北方后，对巩固女真统治，繁荣金朝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于金代这些文士的作用，以文人姚孝锡和东平赵沨之师王磵为例。前引《中州集》“姚孝锡”小传，说他“善治生，亭榭场圃，富于游观。宾客日盈其门。州境岁饥，出家所藏粟万石赈贫乏，多所全济，乡人德之。中年以后，以家事付诸子，放浪山水，诗酒自娱，醉轩其自号也。”其行为，后一度成为金代文士效仿的楷模。金人王寂在《姚君哀词序》中就深刻地说：“昔吾先君（王础）所与交游，皆当世名士。寂时尚幼，每闻谈姚君之美，殆不容口。正隆改元之明年，寂始识君，款接绪余，过所闻远矣。”
“先生姓王氏，讳磵，字逸宾，……未几，诗名大振。加之孝于亲，友于弟，诚于人，笃于己，远近论文行，必曰王逸宾矣。初，孟公宗献友之，张公璧叔献、赵公沨文孺皆师尊之。先生天性谦至，待之反若居己上。及数公相继魁天下，直玉堂，然后先生之道益尊，名益重也。……朝贤两荐名德，……乡人耆德诸生五百余人，荐先生孝义、忠信、文章为世师表。朝廷以素知名，特赐同进士……所与游，皆世知名士，若文裔伯起、张公药元石及其子观彦国、王琢景文、师拓无忌、郦权元舆、高公振特夫、王世赏彦功、王伯温和父、左容无择、游道人宗之、路铎宣叔。……丧其母，乡邻或赙以布帛，拜而受之。异日复归其人。”
3.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金朝官僚机构。
一般情况下，在金朝文士阶层中，汉人文士集团大多数是文化层次较高、
应变能力较强的士人，他们的加盟，无疑为金朝官僚机构输进了新鲜血液，促使官僚机构的新陈代谢，提高了官僚机构的队伍素质。这在金世宗、金章宗统治时期最为明显。如《金史》卷七十三《完颜守贞传》载，“上（金章宗）尝叹文士卒无如党怀英者，守贞奏进士中若赵沨、王庭筠甚有时誉。上曰：‘出伦者难得耳’” 。
“仕金汉人具有先进的儒家文化，往往直接委以教授女真皇帝和宗室贵族子弟的重任，女真统治阶级便在仕金汉人的熏陶影响一下，接受了中原传统的汉文化和儒教统治思想。”
四、泰山文士与金代的社会关系
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一般说来士人是政府官僚机构的后备军，出仕入仕。
是士人的主要出路，因此说士人集团与官僚集团在多数情况下是社会角色的转化。一旦士人入仕，转化为官员，多数人便求田寻舍，以土守财，又转化为地主权贵。这样，士人-官僚—地主三位一体的模式，成为主要的社会结构模式。
中国宋代以来有一个广泛流传、劝人读书的歌谣，即“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万石粟”。这说明士人一旦入仕，就可利用大大小小的特权、获取或多或少的财富，故而古人云，“有权则有势，贵者必能富”。金朝统治时期，大量泰山文人加入金朝政坛，并成为官僚队伍的主体，拥有较为强大的政治权力，遂逐渐演变为官僚地主，从而形成士人—官僚—地主的循环圈。此后再利用这些，通过家学、官学培养自己子弟读书入仕，保持和扩大在朝廷的政治、经济权益和文学艺术方面的影响。
譬如东平刘跂—刘蹈—刘蹟—刘长言；奉符党纯睦——党怀英—党某；东平赵悫—赵沨；济南李□—李之翰-李□—李谦-李德元—李善长；济南孙某—孙某某—孙荣—孙庆；大定蔡伯坚—蔡珪；王遵古-王庭筠；路伯达—路铎、路钧；冯子翼-冯璧-冯渭；刘撝—刘汲—刘从益（张景仁、王元节）—刘祁等。
这种社会结构的存在，对金朝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主要体现以下三方面。
一是这些文士集团与社会其他阶层相比，文化素质高，治国理政能力强，受到社会广泛好评。如党怀英极力倡导“王道”，主张推行仁政，尤其是极为提倡中和思想，在面对宋、金连年的战争时，他极为反感和反对。这从他在与辛弃疾决议今后之道路时，党选择了仕金之路可以看出，他仕金的原因就在于避免更大的战争。但在未及第前，他是无能为力，所以只好采取“不以世务撄怀，放浪山水间，诗酒自娱”的避世之策。至其为政、入主翰林时，他的“王道”、仁政及中和主张，不可否认地应对金世宗、章宗产生了重要影响，否则他不仅不会被重用，而且金代也不可能与南宋多次达成和议。当然期间至于影响到多大程度，以致是否能够成功，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把握和预测的。
二是成为社会政权的主要政治支柱。作为身处乱世的泰山文士们，他们不仅始终保持着君子操守，重礼仪、敬师尊、尊君主、孝悌于乡，而且做事甚有主张，不随波逐流，加之他们具有一定知识学问、能力、经验，故而他们在世时备受金朝统治者重用，成为金政权的主要支柱。
如元好问《遗山集》卷二十三《东平府新学记》：“伪齐已废，而乡国大家如梁公子美、贾公昌朝、刘公长言之子孙故在，生长见闻，不替问学，尊师重道，习以成俗。泰和以来，平章政事寿国公张公万公、萧国侯公挚、参知政事高公霖，同出于东阿，故郓学视他郡国为最盛。”东平刘蹈“其孝于父母，善于兄弟，行己应物，一以至诚，横逆不校，忧乐不惊云。”又卷二十一《御史张君墓表》：“仆尝谓：圣人泽后世，深矣。今虞、芮有间田，丰、镐之间，男女异路。孔子近文王六七百岁，故言衣冠礼乐，则莫齐鲁为盛，宜矣。百年以来，东平刘莘老、斯立（刘跂）、宣叔（刘长言）之祖孙（刘挚、刘蹟）、文元贾公昌朝之家世、滕阳张丞相永锡，日照清献张公父子，东阿寿国张公，萧国公侯公，参政高公，奉高承旨党公（党怀英），黄山内翰赵公（赵沨），磁阳内翰阎公（阎长言），敦庞耆艾，海内取以为法。”
再如东平府东阿县张万公的《平章政事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下简称《神道碑》）载：“公退居，上所以待之者不少衰，朝廷有大利害，则遣使者就访之。六年，南鄙用兵，上以山东重地，须大臣振抚之，手诏起公判济南府、山东东西路宣抚使，便宜行事。公为之布教条，问民所疾苦，贷逮赋以宽流亡，假闲田以业单贫。戍边郡者，戒之以守疆场，勿敢妄动；……上优诏许之，仍加崇进，以荣其归。……闲居乡县，与父老游，敦布衣之好，初不以名位自居。”曾任博州防御使、正隆二年的进士冯子翼，和其父仲尹，子叔献，三世皆仕至四品，职名亦相近，传为佳话。
据都兴智先生统计，终金一代，三品以上汉族官员自熙宗朝至金宣宗时期，共计220余人，其中汉族宰执达40人，而泰山文士集团占总数的18%。
金朝末年，泰山文士集团更几乎成为金代后期的重要支柱。据不完全统计，在金末21位汉人宰执中，泰山文士就占据6席，占汉人宰执的28.6%，将近三成。
三是它拓宽和活化了金朝统治基础，缓和了民族阶级矛盾，加速了女真人的社会进程。如东平府张万公、侯挚、莒州张行信多次上章建议朝廷，选拔人才、平抑物价，宽民力，括田地等措施，为女真政权的稳固起到了重要作用。
《金史·张万公传》曰：“初，明昌间，有司建议，自西南、西北路，沿临潢达泰州，开筑壕堑以备大兵，……万公以‘劳民之久，恐伤和气，宜从御史台所言，罢之为便。’”
张公《神道碑》载：“（明昌）六年，起为河中府尹，……为之平物价，宽民力，……河中之人为建去思堂，画像祀之。”“公独上章极谏其不可者五。军旅之后，民不可重扰；通检未久，田有定籍；节浮费奢侈用；军士强弱不别，共田而食，无所惩劝；夺民田与军，得民心而失天下，其祸不可胜言。”“公平生所言者不胜载，而系于兴废存亡者有二事焉，一立后，二括田。”
而针对金末弊政，处于宰执地位的张行信、侯挚等泰山文士以奏疏的形式积极向统治者进言劝谏。
亦如今日学者所言，“在这些汉士成为仕金汉人，参与到国家各级机构的政治运作后，不仅帮助女真统治者实现扩大统治基础，稳定政治的初衷，并且通过在政治、文化、社会风气等各方面的碰撞，金朝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感得到进一步的增强，儒家文化深入人心，民族融合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本文摘自聂立申所著《金代泰山文士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4年11月版。聂立申，山东新泰人，泰山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与区域社会文化的教学与研究。近年来主要开设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地理学、中国文化史、中国通史、中国文化与历史地理学、泰山文化等系列课程。主讲的《中国古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课程为省级精品课程。现主持国家《中华大典?宋辽夏金政治制度分典》编撰项目1项，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1项、参与2项，山东省高校科技发展规划项目3项，横向课题5项，到位经费50余万。出版《金代名士党怀英研究》《金代泰山文士研究》《金代泰山名士稽考》《泰山文化十八讲》等著作5部，发表学术论文40 余篇，获省高校人文社科、省文化艺术、市优秀科研成果一、二、三等奖10余项；荣获 “全国社科工作先进个人”“优秀教师”等多项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