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匡正 :刘心武证明了“红学”是一门伪学
有《红楼梦》时,还没有我们今天的“文学”观。
这个文学观的确立,在西方不过只有二百年的历史,在中国的时间更短。无论中国,还是早年欧洲,“文学”都是泛指一切古典文献,或者指那些有价值、有人文学识的古代文献。文学是近代的一种思想建构,就是把一种只有纯审美功能的文本,从一切文献中隔离出来,并使它在人类的知识体系中神圣化、体制化的过程。这一点我们的“文学”确实做到了。要知道,19世纪中期“文学”课程在牛津大学开设时,还被英国人认为是一种不适合男性学习的妇女课程。
可以肯定,曹雪芹心中如果有一部文学史,是绝写不出《红楼梦》的。反过来说,一旦诞生了文学史、文学观,也绝不可能再有作家写出《红楼梦》这样的奇书了,至少中国近100年的文学实践无法推翻这一论点。如此说来,曹雪芹的《红楼梦》倒是为我们证明了文学死亡的必要。我的安徽老乡胡适说过:“《红楼梦》不是一部好小说,因为它没有一个plot。”他的意思无非想说,《红楼梦》是不符合现代文学观的。
文学作品本来就诞生在文学之前,没有文学也并不表明就不诞生好的文学作品。文学的死亡其实是人类所共同面临的整体知识型构的改变,它让一切文献与文本回到了一个平等的竞技场,也就是说,没有文学,可能作品会活得更好。
“红学”同样如此,没有红学,可能对《红楼梦》的研究会做得更好。说到红学,又不得不说到胡适,可以说经由他之手,红学才获得后来名正言顺的学术地位。红学本来是为了讥讽晚清“经学”风尚,而送给“红迷”们的一个绰号,就像我们今天说“海(岩)学”“琼(瑶)学”一样。可是成了学问,挤进来的并不都是《红楼梦》的粉丝了。无论是“索隐派”“考证派”,还是后来的“阶级斗争派”,几乎没有人拿真正的文学眼光来研究《红楼梦》,只不过在借它说事。一个红学研究者在红学界地位的确立,也不是依据他研红的学术水准,而是根据他在其他领域的文化影响。所以一旦说起红学就必然要说起胡适、蔡元培等等诸人,因为这些人的文化影响以及他们对《红楼梦》的热爱,才变相地确立了红学的地位。
“红学”从它成为一门学术之初,就是一门伪学问,它是一些文化大家在研究学问之余,为了显示自己的闲情逸致的一种杂耍。后来“阶级斗争派”出来后,它与政治挂上了钩,才越发红火起来。发展到今天,成了一门“四不象”的学问。《红楼梦》本来是一部文学作品,研究它的却大多是一些历史学家,这本来就是此学问的荒诞之处。不过一个红学倒是养活了许多人,花了很多纳税人的钱。我认为,所谓的红学,不仅没有使《红楼梦》这部巨著的文学精神在公众生活中发扬光大,反而使人们对之望而生畏了。
除了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外,红学从来与公众生活无关,他们也不想有关。因为有闲阶层才能像他们那样研究《红楼梦》,他们通过红学想确立的不过是一种传统精英意识的姿态,他们努力做到的不过是让中国文化传统与当代生活彻底隔绝。现在有一个人站出来,他要彻底涤除与清理这门伪学的残余,那些所谓的红学家们当然恼火。
这次是一个文学家,他的名字叫刘心武。我想他也是呼吸到文学死亡的气息,才奋而改行的。刘心武先生是好开风气之先的,他和我的老乡胡适是有很多共同点。一般开风气之先者,都是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胡适不例外,刘心武同样如此。他们不可能像曹雪芹那样,做一个集大成者,这是时代使然。
我过去没有注意到,刘心武三部《揭秘红楼》的诞生,其实已经标志着一个文本时代的到来。这三部作品,是我们今天的文学无法归类的,更是所谓的红学所无法归类的。说它们是文学,我想肯定大多数文学批评家不会同意。说它们是学术研究,过去已有过剧烈争论,那些红学家肯定也不会同意。那它们是什么?我们的时代为何正在催生越来越多这样“四不象”的作品?一个对文学之道如此谙熟的人,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吗?绝对不会。
我要说,这次刘心武又走到了所有人的前面,就像他当年写《班主任》一样,他开创了一种重新演绎与释读古典文学作品的新型文本,他前无古人地让《红楼梦》以一种新的话语方式介入到公众话语中。这一点,在过去只有毛泽东同志做到了。所以,文学家之外,我还要给刘心武先生加一个新的头衔,叫新文本家。文学死了,而刘心武先生却在未来的时代再生了。刘心武这个文本的诞生与遭遇非难,不仅证明了过去的红学不过是一门伪学问,也给我们的文化批评家们抛出了一个新的文化命题。
每一个文学家都将重新清洗自己,脱胎换骨,使自己面对一个纯文本的世界,重新回到曹雪芹的那个泛文本的时代来竞技。那些根深蒂固的文学场域规则,在作家的脑中死得越早越好,刘心武这位老作家都做到了,那些年轻的作家还在等待什么呢?我们要知道,正因为曹雪芹不懂今天的文学或文学史,才能写出了《红楼梦》这样一部巨著。
张雪峰:刘心武证明了“红学”是伪学?
近日,在《中国青年报》上读了一篇署名为叶匡正的文章,题目为《刘心武证明了“红学”是一门伪学》,乍一看,心里就很不舒服。不舒服之一,就在于,此人,否定了百年来的“红学”。
“红学”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已成一门学术研究,最早由清华国学院大师王国维提出。应该说,“红学”作为研究和探讨《红楼梦》的一个专门的学术称号,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并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的。从事“红学”研究的人,都不会忘记上个世纪,胡适,俞平伯,周汝昌,冯其庸诸先生对“红学”的研究,经过他们的研究和考证,才使《红楼梦》这一名著,不仅是文本,也是曹雪芹及文本所涵盖的历史,文化和哲学的内涵得以在爱好者面展现出来。同时,正是诸位大师的努力,才使《红楼梦》越来越靠近读者。
作为四大文学名著之一的《红楼梦》,是四部作品当中,历史文化内涵最深的一部,因而更深入的研究和考证是必然的,这也就是“红学”出现的历史背景。在叶匡正的文章当中,他提到了,时下正兴的刘心武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正是一种新的文本的出现,是以一种新的话语方式介入到公众话语中,从而拉近了《红楼梦》与读者的距离,使《红楼梦》不再高深莫测。因而,传统的“红学”只是一门伪学,也是一些文化大家在研究学问之余,为了显示自己的闲情逸致的一种杂耍。
从此番言论当中,我们不难看出,叶匡正把刘心武的研究与前任大师门的研究对立起来了,事实上是这样的吗?其实不然,今天正热的刘心武对《红楼梦》的研究,正是基于传统的研究结果,并加上自己的探究心得辑结而成的,再通过一种谈话式的方式表达出来。无论是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刘心武都没有颠覆传统的“红学”考证之嫌。也就是说,刘心武依然是在“红学”的大纲中,研究着《红楼梦》,依然是在“红学”的道路上,去发表着自己的看法,因而想借刘心武来否定“红学”也只是徒劳的。
到底“红学”只是文化大家们闲着没事干的杂耍,还是一门真正的学术研究?我们来看看周汝昌先生在《百家讲坛》中的一段话就可知,周先生言,“字字读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让我们看到了曹雪芹的不易和沉重,”既是看到作者的艰辛,研究者也必不是闲着无聊的看客,更不是为了打发时间去杂耍。再看看周汝昌先生对“红学”投入的时间与精力,以及所表现出的对“红学”研究的执著,又怎能去轻易否认“红学”呢?
不管当代红学家们对刘心武研究看法的态度如何,我们都不能因为他们的微言批评,而去彻底抹杀“红学”的真正地位,以及它所给“红学”爱好者所呈现的研究精华。应该说,“红学”是一门神圣的学术研究,它已经不再停留于单纯地对《红楼梦》文本的研究,而是包含了一种孜孜不倦的学术精神。“红学”是一门真正的学问,这是毋庸置疑的,没有谁能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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