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大家》一号多刊被停刊”追踪

　　《大家》杂志副主编讲述《大家》背后的故事，称希望能够尽快复刊

　　韩旭 1963年生于昆明。1984年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到云南人民出版社从事文学编辑工作。1993年参与《大家》的筹办,1994年《大家》出刊后,于1995年任副主编至今。

　　■ “文学期刊《大家》一号多刊被停刊”追踪

　　知名纯文学杂志《大家》，近日被媒体爆出“理论版”一号多刊收取版面费。6月26日，云南省新闻出版局责令《大家》杂志停刊整顿。当日，副主编韩旭在发给同行的短信里动情地说：“我曾因那杂志而有了情郎的感觉，也曾是她病榻边的看护，要让我为她撒上路的纸钱，太难。因为手会抖啊。”

　　是什么导致了《大家》要以这种方式牟利？这些收取的费用又被用在了什么用途？纯文学杂志生存困境是否是导火线？昨日，《大家》杂志副主编韩旭接受本报专访，向我们一一道来《大家》“理论版”背后的故事。

　　“分配利润指标，《大家》压力徒增”

　　新京报：《大家》在1998年选择自负盈亏，那《大家》之前的运作模式是什么？收入来源是什么？

　　韩旭：《大家》于1994年创刊，我们一直没有成立一个在行政和经济上独立的杂志社，实际上《大家》杂志一直是云南人民出版社的一个部门，因此我们在经济上是不独立的，运作上包括出片费、稿费和工资等等一系列费用都由社里支付，这一点在九几年的时候一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新京报：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了？

　　韩旭：后来2005年转企改制，其实2005年前以前已经逐渐开始按照企业模式来运转，但是从2005年起比较明确的规定了每个出版社下属的编辑部门，或者按成员的职称或者是按其他标准来核定每个人的利润指标，个人的利润指标合起来也就是部门的利润指标。社里核算到部门，部门内部再进行分配。当时《大家》杂志已经和另一个部门合并成立了期刊中心，社里规定《大家》的亏损由部门自行解决。这就构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新京报：怎样的压力？

　　韩旭：我们只是一个边疆省份的地方出版社，事实上如果不做《大家》，部门的同事是可以超额完成任务的，超额的部分按照规定是有提成和奖金的，但是因为《大家》几十万的亏损，我们部门经常就处于勉强完成任务的边缘上。因此编辑部要通过做图书来获取收益，补贴大家的亏损。

　　后来我们面临的情况就是如果连续几年不完成任务，就有可能被撤销、人员被打散，或者头一年没有完成的任务划归到第二年必须完成的任务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