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就业形势会更加严峻

　　中国就业形势会朝什么样的格局变化呢？从劳动力的供给方面看，近几年每年2400万的劳动力规模不会发生大规模减少的局面。因此，就业形势如何，主要决定于劳动力需求的情况。我认为劳动力需求可能比上年相对萎缩，就业压力可能比大，就业形势将会更加严峻。
　　，劳动合同法，包括即将出台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条例等等的实施，加上收入分配改革使各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都会使企业用人慎重，用机器替代劳动力，一部分企业可能从中国转移出去，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会减弱。劳动合同法，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在用工合同订立、加班工资、社保交费、工作解聘等等方面作了对劳动者有利的规定，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是，任何法律法规的出台，客观地讲，都有其两面性。新劳动合同法以及即将出台的农民工社保条例，会使微型和中小企业的成本上升20％，甚至更高，包括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建筑业企业的成本也会程度不同地上升。劳动力成本昂贵，资本相对便宜，企业或者就会用资本替代劳动力，或者会转移企业到其他劳动力便宜的国家。
　是一个重要的宏观调控之年，调控的手段是用各种货币政策控制信贷规模；控制土地供应，关紧土地闸门；加大项目审批和环评力度，控制投资规模。这在三个方面影响到对劳动力的需求：一是金融机构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资金供给紧张的情况下，在信贷投放上，将会保大企业压小企业，保国有和国有控股经济压民营经济，保政府项目压社会项目，保重大建设项目压规模较小的项目，其结果是不显著增加就业的领域将会得到贷款，而显著增加就业的个体微型企业、中小企业、民营经济、中小加工服务业或建设项目，得不到贷款。二是由于对建设项目投资规模的控制，包括对土地供应的控制，将影响建筑业吸收农业转移劳动力的能力。三是投资规模下降，投资和建设对建材机械制造等方面的购买也会下降，导致关联行业开工率的不足，进而影响就业。当然，我不是说，以往的依靠投资拉动的就业结构是对的。但是，投资规模压缩后，过去依靠投资拉动的就业结构如何调整，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
　　这一年是一个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之年，创新意味着技术进步，意味着新技术的不断产业化，意味着在第二产业领域中技术和资本更多地替代劳动力；而第*产业和第二产业结构升级，一定是第*产业中挤出更多的劳动力，第二产业中由于产业技术的进步和企业规模的扩大，包括产业集中度的提高，相应数量的资本就业的劳动力数量也会越来越少。特别是对一些资源、土地、环境等使用密集，技术工艺落后，但又就业了大量劳动力的中小企业，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需要关停并转，其就业需求的强度会大大下降。
　　将是我们调整进出口关系，应付人民币升值过快的一年。过去，我们的出口强劲，而且出口之中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制造业的出口强劲。这是许多年来东南沿海的劳动力需求较旺、大量转移我国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增加城镇就业机会的重要原因。但是，近年来，出口顺差过大，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出口创汇贬值压力较大，廉价土地、资源、环境等的出口代价也过大，需要通过关税调整，降低和取消出口退税，提高社保、工资、土地、环境等出口成本等办法平衡贸易。因此，出口的减速，也会减少劳动力的使用，使出口贸易强劲的劳动力需求势头减弱。
　　这一年也是改变收入分配格局之年，提高收入水平一个基本的做法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由于消费物价上涨而使工资上涨与物价挂勾的呼声也很高。但是，经济学的道理是，只有劳动力需求较强，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时，劳动力的需求对工资的提高有内在的拉动力，而且这时提高工资水平，才不会导致更多的人失业；相反的是，在劳动力需求不变，或者劳动力需求较弱，甚至劳动力需求下降的情况下，如果提高劳动力的价格，提升工资水平，用人单位的反映肯定是用较少的劳动力来平衡劳动力价格带来的成本影响，结果工资上涨会使更多的劳动力失业。因此，由于劳动力需求不会有强劲的势头，2008年可能是虽然在岗职工工资提高，而失业劳动者相对增加的一年。
　　劳动力就业的改善在于供给与需求两侧都发生变化。当然，劳动力的供给侧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压力减小。但是，劳动力需求侧的形势却越来越严峻。第*产业土地容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越来越弱；党政事业单位已经很膨胀，需要改革精简压缩；国有和集体企业还有往外减出劳动力的压力，吸收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几乎为零；外资企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所用劳动力相对减少；国内第二产业因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吸收劳动力的能力也在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民生最重要的就业，宏观调控最重要的应该是对失业率的控制。需要果断地废除不反映真实情况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的统计，代之以全社会的抽样调查的真实失业率统计，并以此作为重要的宏观和地方政绩考核指标，来衡量全国和各地领导工作，包括评估中央各部门出台各类（如住宅不让办企业之类）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从制度上建立重视就业的机制。
　　虽然十七大提出以创业带动就业，包含着正确的创业增加企业，增加企业来增加就业的思路。但是，由于地方财政收入和经济总量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思路较难短时期内改变，各地偏重实施的必然是增加财政收入快，扩张经济增长迅速，但容纳就业少的大企业、大项目、大资本战略；体制上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管制太严；而许多政府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的收费罚款体制，却使能大量就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难以发展；而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融资，特别是宏观调控银行资金紧张时，更是没有门路。总体上更谈不上对能增加就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有什么特殊的支持政策。这种局面如果不加以改观，未来几年，在就业和社会安定方面可能会出现大的问题和动荡。
　　需要思考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增加就业的最基本的单元是企业，而且65％—80％的劳动力要在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就业。恶劣的创业环境没有大的改善，创业不活跃，没有显著地增加企业，甚至现有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生存都困难，可能在大量地倒闭，有关部门还说就业形势如何如何好，甚至统计数据也很乐观，我也想不出来这些劳动力究竟在哪里就业了？
　　这里提议的是，居安思危，从国家安危和百姓生计出发，非常迫切的是，急需政府制定一个增加就业的总体战略，研究创业和就业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创业环境究竟恶劣在什么地方，以此来编制专门的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体制改革和设计，出台有关国家有用、配套和可操作的扶持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政策，把十七大创业带动就业的战略真正在体制和政策方面加以落实和实施。
　　附作者履历:周天勇，男，1958年生，经济学博士，教授，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1980年从青海省民和县考入东北财经大学（原辽宁财经学院）基本建设经济系，1992年获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4年调入中共中央党校执教和从事研究至今。 社会兼职有：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城市研究所所长，国家行政学院、北京科技大学、东北财政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教授，国家发改委价格咨询专家。
　　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经济发展和增长、劳动经济、中小企业、金融风险、城市化、国企改革、农业经济等。在上海三联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有《劳动与经济增长》、《效率与供给经济学》、《金融风险与资本社会化》、《中国经济命运与前景的深层次思考》、《新发展经济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攻坚》、《现代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模式》、《走出决策的经济误区》、《走出发展的体制障碍》、《中国：经济运行与结构转换》和研究生用《高级发展经济学》等专着和教材。
　　在全国经济学刊物《经济研究》上发表有“中国特殊的低效率通货膨胀”、“国有企业对银行的债务危机及其解决思路”、“改革面临重大转折：从国家借贷经济转向社会资本经济”、“高负债发展模式的金融风险”、“总需求不足的深层梗阻及其扩张途径”、“债转股的流程机理和运行风险”、“西部大开发的经济学思考”、“托达罗模型的缺陷及其反向的政策义“、“中小企业在经济运行和增长中的作用机理“等10多篇论文。另在《管理世界》、《财贸经济》、《中国工业经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各类报刊和内参上发表400多篇论文。在《中央党校内参》、《人民日报内参》、《中国社科院要报》等发表的一些内参得到了国家有关领导的重视。
　　近年来就国家整体负债、公平与效率、政府各部门收费、财政体制、官民供养比、水电开发、中国增长的危机等方面发表的文章，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