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危机导致用人需求缩减的现实背景下，先上岗再发展的灵活就业观，固然值得赞赏。不过，硕士生、本科生、专科生求职时，一层层往下“挤压”，这样的“高才低就”，究竟是特殊时期的权宜之策，还是“观念一变天地宽”将渐成职场通例？对此，仍须作一番思考。
其实，“人才高消费”之风并不只是金融危机袭来后才出现的现象。比如，办公室行政事务人员也标明须硕士甚至博士学历，银行柜台操作员用的是重点大学经济系硕士生，而且长期不挪位。大学生应聘搓澡工，只是在危机背景下放大了这种差异。从长远看，让大学生人尽其才，教育部门及社会应当如何作为？
人才高消费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
大学生该不该去当清扫工、保姆、交通协管员？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朱子彬说：就业压力下，大学生可以从事简单劳动；但是从长远看，大学生还是应该择机而动，进入技术类岗位和智能型服务岗位。用人单位更不能因为金融危机，就把人才高消费视作理所当然。
人才高消费首先是一种对社会公共资源的浪费。我国高等教育虽已从精英化迈向大众化阶段，但大学生资源并不富余。即便在上海，25岁至64岁工作人群的受教育年限也低于国际先进水平1.5年—3年；虽然上海高招规模不断扩大，但在校生占总人口数的比例仍低于国际大都市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
教育部直属某高校一位校长算了笔账：如今培养一名本科生的成本是一年2万元，其中家庭支付学费5000元，国家生均拨款8000元，其余的由高校自筹资金填补缺口。如果许多毕业生从事的是与学业完全无关或技术含量很低的工作，而不少行业招聘高学历人才又不重视培养和使用，服务水平、管理质量并没有因此提升，这不啻是一种浪费。
人才高消费更会引发一系列的负效应。我国大学的学费标准占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的160%，占城市居民人均年收入的60%，教育投入已经成为我国居民的不小负担。 值得注意的是，高投入、低回报，已经使一些农村地区出现新的“读书无用论”。一些家长认为送孩子读到初中，能识字就可以外出打工了，不必再花钱送孩子去读高中、读大学，进行“无谓的投入”。
就业须解近渴，但不能“近视”
人才高消费的背后，是高校专业设置和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大学生实践能力与企业需要熟练技术人员之间的矛盾，以及大学生就业的期望和现实之间的矛盾。金融危机潮起潮落，将这些矛盾冲刷暴露得愈加明显。
高等教育问题专家、上海交大教授熊丙奇曾与某大学领导交流。这位领导说，“这一届学生马上要毕业了，你们专家建议高校注重人才培养定位，对学生进行职业发展指导、开展创业教育，这些都来不及了。远水解不了近渴。能不能说点实用的？能不能为这一届大学生多想点出路？”
解“近渴”是必须的。为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已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各高校也都把学生就业作为校领导的“一把手”工程。但熊丙奇指出，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在“救急”之外必须注意不能“近视”。有关方面还要考虑如何解决大学生就业的深层次矛盾，如何应对未来社会的需求，调整高等教育的“长线”布局。
人才就业基层还须关注后续发展
最近，在外省市一场招聘会上，一位女生含泪质问教育部门人员：自己读了5年英语师范专业，英语过了六级，想去农村学校当教师，但没有一家单位愿意接收她这个专科生。“为什么大专生去农村当教师都这么难？当初为何要培养那么多大专生？”
这样的质问发人深思。对高校而言，对接国家和地区发展需要，进行学科专业“排兵布阵”是当务之急。
专家认为，近年来上海高校本科专业中，管理学、经济学、文学等专业增长比例过快，重复率高。71%的本科院校设有国际贸易与经济专业，60%设金融专业，49%设法学专业。在学科建设方面尚有“短腿”，如航空航天、环保、新能源、物流等未形成学科集群布点；高速铁路、大飞机等国家重大项目中，高校的贡献度不够。高校对人才培养科学准确定位，将有助于毕业生人尽其才。
许多企业希望招聘来的人“拿来就能用”，但教育界人士指出，培养职场新人也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在这方面，一些跨国企业的做法值得学习。如西门子公司专门设立“西门子学院”，为新人制定职业发展规划，进行专门培训；有的跨国企业对新人的培训期长达1—2年，分“国内分公司培训-国外总部考察-国内顶岗实习”三个阶段，指派专人带教，帮助新员工深入了解企业文化和岗位需求。我们的一些企业总认为“大学生动手能力差，派不上用场”，却没有思考企业如何把人才“半成品”打造为“成品”。
这些年，政府部门和高校鼓励大学生去基层就业，这是引导毕业生分流、提升我国社会劳动力素质的有效途径。但高校完成上级规定的“任务”，基层单位完成毕业生的“接收”，高校就业率上升了若干百分点，就算做好大学生就业工作了吗？教育界人士认为，有关部门还需不断关注大学生在基层的事业发展状况，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从而建立起引导毕业生基层就业的长效机制。(徐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