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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生汉语水平下降了 但不是学外语造成的

    “学生汉语水平确实下降了,但不是学外语造成的”

    ——访教育部《国家英语课程标准》专家组组长,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陈琳 

  

陈琳,教育部《国家英语课程标准》专家组组长,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去年年底发布的2009年《社会蓝皮书》指出,2007届大学毕业生离校半年后月薪最高的10个专业中,外语类专业就占到3个,分别是法语、德语和日语。同时,外语类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不少著名高校小语种毕业生的就业率甚至达到100%。

    有人担心,“外语热”不断在中国攻城略地,会不会使汉语失去“纯度”?过分热衷学习外语会不会冷落汉语?教育部《国家英语课程标准》专家组组长,从事英语教学63年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陈琳表示:“我国的外语教学还要继续加强,不能放松。我们要坚信我们的方向是对的,不要折腾,不要走回头路。”

  中国青年报:是什么支撑您从事了长达63年的外语教育工作?

    陈琳:我今年86岁。1946年我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在中学教英语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被调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1994年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一干就是50年。10年前我退休了。人事关系上是退了,退了之后却更忙。我如今有8项工作。现在是教育部《国家英语课程标准》专家组组长,负责英语课程标准的制定、修订、推广、实施。我还是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外语顾问,负责北京市民讲外语工程。

    前些日子,我们给刘淇同志写了报告,说北京市民讲外语工程应该继续推进。刘淇同志的批复是“非常重要”,说这个工作对奥运会做出了重要贡献,要继续为北京的人文建设作出贡献。所以北京市民讲外语工程的名字可能要改成“北京外语建设工程”,范围更大了。外语教育永远要继续,没有头,所以我也要继续工作。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活着,就要工作”。

  中国青年报:您的外语教育生涯可以说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这63年的外语教育工作,您体会最深的是什么?

    陈琳:我的感受是外语的重要性在不断提高。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我们国家逐渐有了外语教育,但那时的外语教育很单一。上世纪50年代,由于“一边倒”,什么都学苏联,中国人只学俄语。60年代,周总理提出外语教学要“多语种、搞质量、一条龙”,转变了50年代只学俄语的情况。但随后“文化大革命”来了,大家都搞阶级斗争去了,外语教育几乎停滞。直到1978年我国开始改革开放,外语教育才走上正轨。

    1978年应当说是一个外语教育的春天。当时邓小平同志告诉李先念副总理,改革开放没有外语保障不行,你来抓一抓。李先念同志就找了我们几个教授来普及外语教育。当时我们是在电视上教英语,所以现在的中年人对我应该很熟悉,年轻人都不认得我了。

  中国青年报:当时的效果如何?

    陈琳:我实事求是地说,效果极佳。不是自夸,当时的形势在那里。改革开放前,一般老百姓不学外语。改革开放后,大家有了学习外语的强烈愿望。当时我们在中央电视台做的外语教育片是唯一的,在全国播放,满足了各种人的需要。很多人给我写信说,他们祖孙三代都收看这个节目。

    中国青年报:中国是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全民学外语了。但有人说,全民学外语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不利。您怎么看?

    陈琳: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念。前一段时间经常有报纸说现在外语热得太过了,把汉语挤掉了,学生的汉语水平下降了,缺乏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我承认,现在学生的汉语水平确实下降了,但不是学外语造成的,是社会上的一些文化糟粕把汉语挤掉了,比如一些软绵绵的流行歌曲挤掉了民族歌曲,物欲横行、一切向钱看的观念挤掉了中国的传统美德。这些不是学外语造成的。

    也有人说外国文化过多渗透让中国人崇洋媚外了,那也是极无知的想法。法国为什么在申请承办27届奥运会时失败?我告诉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法国人拒绝用英语或者西班牙语向奥组委提出申请。法国人认为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他们甚至排斥英语。但现在他们知道自己错了,也在学习英语了。

    中国青年报:外语院校除了培养中国的外语人才,也承担发展对外汉语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工作。在您看来,中国文化向外推广得如何?

    陈琳:现在还很弱。李岚清同志曾说过,中国餐馆全世界到处都有,历史悠久的中医药却没有得到世界的了解和认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中国的医学传统传播出去。现在我们用外语做对外宣传还相当不够,比如政策、先进文化和科学,都应该大量翻译出去。

    在火炬传递事件中,国外媒体对中国的歪曲报道,部分外国民众的误解,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和外国的民间交流不够。事件发生后,我们也做了些努力,但是那都是弥补,不够主动。

    中国青年报:不是有很多人学习外语吗?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对外交流的缺失?

    陈琳:中国还缺乏大量的外语高级翻译人才。毛主席曾说,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现在的外语教育模式能培养出的高级翻译人才很少。国家现在也在搞教育改革,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我认为外语人才不仅要会外语这门工具,还要有文学修养,深知中国文化精髓。你看我们英文版的四大名著,是国外的一些汉学家翻译的,当时看还行,现在看来问题很多,原因就是他们缺乏中国文化修养。所以外语人才还要有其他方面的知识,在培养上要多元化。

    最近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和其他一些外语考试都在改革,方向是对的。它们都更强调实用技能,考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包括听、说、读、写、翻译的能力,还有就是文化。你看现在的四六级考试,包括高考英语试题中,都有很多报纸上的内容,不是单纯注重语法了。

    中国青年报:1978年后外语教育步入正轨,“80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您对“80后”的外语水平满意吗?

    陈琳:我对他们是很有信心的。北京开奥运会时,我曾扮成外国人和志愿者对话,考察他们的外语水平。我很满意,他们的外语水平完全能够满足奥运会的需要。

    40年前周恩来提出外语教学要“多语种、高质量、一条龙”。“80后”真正实现了“一条龙”,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外语教学没有间断过。这几年我感觉,学生的外语水平大大提高了,可见这些努力已经显现了价值。所以我国的外语教学还要继续加强,不能放松。我们要坚信我们的方向是对的,不要折腾,不要走回头路。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金融危机对外语类人才有影响吗?

    陈琳:长远来看,外语类人才不会在20年内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只要学好了外语,青年人不愁找不到工作。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会影响各种职业,也会涉及外语人才,但那只是暂时的,不会有致命打击。

    中国青年报:在您看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会成为将来外语类人才的主要就业方向吗?现在国家鼓励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就业,对此您怎么看?

    陈琳:从当下看,外企更需要外语人才。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外合作的加强,一些有远见的国企和民营企业也开始重视外语类人才的储备,我想这种情况以后会越来越多。

    对于现在流行的就业方向——“当村官”,我是坚决支持的,但还没见过有外语类人才去做“村官”。我们也不能一味地在道德层面上要求学生,国家要在吸引外语类人才去西部方面采取更务实的措施,给他们提供更多优惠政策。 (记者 肖舒楠)

杨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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