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薇青（1911-1997），山东济南人，教授。学术界公认的《老残游记》研究的专家，新中国成立后从事《聊斋志异》研究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学者之一。1936年北京大学毕业，1950年来我校中文系任副教授、系主任。山东省第二至七届人大代表，第五、六届省人大常委。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主要著作有《老残游记新注》《聊斋志异选》《济南琐话》等。曾兼任山东省文联副主席、省古典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蒲松龄著作编辑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获得山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荣誉奖及国家新闻出版署荣誉奖等。山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工作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严薇青是山师中文学科奠基人之一，也是古典文学研究及齐鲁文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山东省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青年时即为济南名士，中年以后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老年是名重齐鲁的耄宿”。他终生在高校执教，传道解惑60余年，著述满槖，桃李遍天下，为山东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即使在晚年，他仍以余力撰写出版《济南掌故》《济南地名漫谈》《济南琐话》等济南历史文化著作。

　　孜孜求学于“红楼” 青年学子显才秀

　　严薇青祖籍浙江绍兴，自祖父辈徙居济南。他6岁入私塾读书，11岁时考进山东省立制锦市小学校，直接跳级读高小五年级；初中就读位于贡院墙根的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学校临近大明湖畔的山东省图书馆，因得经常前去阅读书籍和报刊。这使他增长了知识，为他打开了连接广阔世界的窗口。1928年，日本军队侵略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学校被迫停课，严薇青只拿到了临时毕业证书。1年后，日军撤离，他即考入山东省立高级中学。

　　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省立高中聘请了左翼作家、诗人胡也频，著名翻译家、杂文家董秋芳，以及戏剧家董每戡等学识渊博的先生任国文教师，并在校内建立了趵突文学社，严薇青与同学季羡林都是文学社成员。从此他开始学习创作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写了关注劳苦大众命运的《所见》《卖报的老人》等诗歌，以及借与骷髅的对话思考人生意义的散文《灯下》等，都得到了班主任董秋芳先生的赞赏。

　　一篇题为《命运》的作文，写在禁屠时期，一只羊跟随带着屠具的人走向屠坊，用生命满足人不顾禁令屠宰牟利的欲望，以羊的命运，构画出了那个任人宰割的时代。董秋芳先生认为这篇习作有点像屠格涅夫散文诗，也颇有思想深度，帮助改题为《羊》，推荐给了济南《平民日报》，被该报的文艺周刊《再厉》发表。这年严薇青19岁。第一次发表文章，得到老师的肯定，使他的文学兴趣更加浓厚。高中毕业时他报考了清华、北大两所名校，并同时被录取。而他最终选择了北大的国文系。

　　在北大读书期间，严薇青受教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胡适、马裕藻、闻一多、傅斯年、罗常培等先生。大学三年级时他完成了论文《关于<红楼梦>作者家世的新材料》。文章以他在故宫博物院查到的“康熙朱批”中曹寅父子的奏折为线索，印证了曹氏自曹寅之父曹玺起，便是清朝皇帝的“家奴”，为官后有向上“密折请旨”的特权。他还大胆地对胡适认为曹雪芹是曹頫之子的观点提出质疑，“把胡适之先生在《考证》里所假定的那个‘世系表’约略改正一下”，以大量资料为佐证，提出了曹雪芹即曹寅之子曹颙的遗腹子的结论，是为《红楼梦》研究的学术新发现。论文1936年发表于《时代青年》，封面由胡适先生题字。一个大三的学生，敢于挑战胡适先生，且得到其认可，当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1976年，时隔40年之后，论文被作为重要研究成果收录进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至今仍然常被红学研究者引用。它的史学研究价值不言而喻。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时年24岁的严薇青，凭借初出茅庐的勇气和敏锐的学术思维，介入博大精深的红学领域，大胆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一鸣惊人，这有赖于中国最高学府提供的优良学术环境。由此培养出了严薇青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从而奠定了他一生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基础。

　　风雨执教六十载 苦心耕耘育桃李

　　1936年，严薇青大学毕业。本来有机会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职，但是身为家中独子的他，还是选择了回家乡济南。在社会动荡的时期，严薇青几经周折在其母校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济南一中）获得了教职，开始了他长达60余年的教书生涯。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济南沦陷，严薇青先在家蛰居。1939年秋，他到北平燕京大学国文系工作，不久返回济南，在美国教会学校齐鲁中学高中部教书。后因日本人找上门要求他做文化特务，严薇青毅然辞去教职，断然加以拒绝。虽是一介书生，但面对侵略者的威胁，他骨子里华夏子孙的气节与知识分子的良知，也绝不允许自己去做出卖同胞的汉奸。此时，严薇青在济南教育界已小有名气，最终接受了懿范女中、正谊中学的邀请。学习必先学做人，而为人师表也要先做一个真正的人。民族的气节和知识分子的风骨，正是严薇青的立教之本。

　　1946年，严薇青应聘去山东政治学院教授国文课。学校建立初期，环境简陋，学生对艰苦的条件怨声载道。严薇青当时正在教授唐诗宋词，为此特地讲述了“济南二安”。他从婉约派词人李清照“人比黄花瘦”到“九万里风鹏正举”，用“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悲壮峭拔，鼓舞女生们也要有外柔内刚的精神和勇气；以豪放派诗人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激发男生们为国家民族复兴而努力学习的壮志豪情。就这样，他把文学中蕴含着的理想力量，注入到每一个学生的心中，逐渐安抚了学生们焦躁厌学的情绪。

　　2年后，山东政治学院更名为山东师范专科学校，后又改为山东师范学院。严薇青由讲师晋升为副教授，并同时在齐鲁大学、华东大学兼任国文课程。他从写作入手，培养文科学生的基本素质，鼓励学生们要锻炼写一手好文章的能力。针对个别学生的写作只注重词藻华丽，夸夸其谈，甚至抄袭他人之作的现象，他提出严厉批评，还特地板书“宁坐板凳十年冷，不写文章一句空”，告诫学生做学问必须老实认真，不可敷衍了事。

　　他坚持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治学严谨认真，严肃细心地育人育德，加上张弛有度的授课手法和高超的教学水平，当时还不到40岁的严薇青，就与数学教授王峻岑、历史教授许衍梁、吴鸣岗，被教育界誉为济南“四大名教”。既是同行又是朋友的“四大名教”，在此后的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斗争中，一起联合签名抗议当局，反对高校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坚持留在家乡直至迎来济南解放，为了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踏上征途。

　　1950年，新的山东师范学院成立，严薇青是创建人之一。1953年，他由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升任中文系主任。当时中国正全盘学习苏联，高等教育从课程设置到教学形式都以苏联教育家凯洛夫的《教育学》为依据。严薇青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都与苏联不同，尤其是为中华民族文化传承打基础的中文系教育，不能完全照搬他国经验。中文系的学生，更要有中国文化精神的风骨。他们需要从自己的国家、民族、历史、文化中去汲取营养与力量，去反思与探索，去传承与创新。他开始从教学的各个层面着手改革。首先，他率领教师们自编教材，并把中国古典文学课由每周两节增加到四节。然后，他专门安排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庄维石老师开设《古文观止》课程。严薇青也亲自在大教室上合堂课，讲授唐宋八大家。在课上学习之外，严薇青一再强调多读书、读好书，他认为这是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文学综合素养的必由之路。当时学校图书馆的藏书也多是苏联文学，作为中文系主任的他，特别要求中文系图书室购进了一大批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给学生们补充民族优秀的精神食粮。

　　严薇青还借身为山东省文联副主席的工作之便，邀请了不同文学领域的专家、教授、作家来校作专题讲座。山东大学高亨讲《漫谈老庄》，高兰讲《论诗的构思》，陆侃如讲《中国诗史》，周池明讲《汉语修辞》；还有《聊斋全集》编注者路大荒，《铁道游击队》作者刘知侠，《李二嫂改嫁》作者王安友……从诗词到小说，从古典文学到当代文学，从文学创作到修辞理论，涵盖了文学研究的各个层面，可谓无所不包。这不仅让学生开阔了眼界，拓展了思维，也使他们亲身见识到学者大家们的风范。

　　建国初期，政治风雨不断，直到1961年教育部下达了“高教六十条”，强调“教学为主和劳逸结合”，学校的教学工作才有了转机。严薇青果断地抓住有利时机，以“打好基础”为中心全面安排教学工作。在课程上，他加紧为学生“恶补”前几年荒废的课业，反复强调“基础”一定要“填平砸实”，为学生毕业后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做好准备。为此，他把曾在北大附中任语文组长的孙良明老师从古典文学教研室调到汉语教研室，让他编写基础词汇教材并授课。秉持文与字不分家的理念，1961年，严薇青率先在中文系开设书法课，由吴述郑主讲。这一举措不但在山东省高校是首创，在全国高等院校也极为鲜见。在教师的任用上，他选贤与能，大胆启用了靠边站的“右派”。这些还没“摘帽”的同事们重新站上讲台，焕发出新的精神和活力。严薇青身为系主任，为新生讲授现代汉语“绪论”“文字”“词汇”基础课，为毕业班学生讲述古典文学“明清”课程，也始终站在教学第一线，身体力行自己的教学计划。

　　教书育人，培养师资，是严薇青执着一生的事业。当时他已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然而他却认为：一个人所取得的成绩再大，只不过属于个人；能够培养出一大批合格的人民教师，把教育事业发展起来，那才是属于国家的成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严薇青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执行者”“反动学术权威”；又由于他研究《聊斋志异》《老残游记》，而被冠以“鬼怪专家”“为汉奸刘鹗翻案的资产阶级政客”；先被关押进“牛棚”批斗，后送往博兴县农村劳动改造，又随学校去聊城办学，却仍是被批斗对象，直到1974年才返回学校。

　　不久，中国《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工作启动。严薇青作为普通工作人员，被调至山师《汉语大词典》编写组。粉碎“四人帮”之后，他才出任《汉语大词典》编委、山师大词典组长。他与大词典组的同事们历时11年参与编纂，切磋修正，完成了词典的前三卷。严薇青获得了国家新闻出版署荣誉奖。

　　1978年，全国高校恢复职称评定。严薇青自1948年就已晋升为副教授，1953年套级为中教四级。岂料这副教授一干就是30余年。严薇青默不作声，埋头耕耘。36年未提工资，山东省高校教授中仅此一人。虽然多年没提工资，但是在山师抗震救灾捐款的大红榜上，严薇青的名字却常常出现在第一位。

　　庆贺严薇青教授执教60周年

　　1996年金秋十月，“严薇青教授执教60年庆贺大会”在山师图书馆报告厅举办。在热烈的掌声中，他致答谢辞：“作为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长期从事文教工作的老知识分子，我经历了新旧社会两重天。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凡百建设，几乎一无成就；只有在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才能充分尊重知识、重视教育，才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一技之长。”

　　严薇青曾任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常委、科教文卫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省作家协会理事、山东省古典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社会兼职。然而，他一生所钟爱的却只是“做个不误人子弟的教书匠”，普普通通教书一辈子。

　　风雨耕耘60载，严薇青笃志治学，躬身执教，淡泊名利，以他独特的学术魅力、学识魅力、人格魅力，坚守在教书育人的沃土上。“风也耕耘，雨也耕耘，风雨耕耘日日新”，“桃也成林，李也成林，桃李成林处处春”，是他的真实写照。

　　学术前沿潮头立 研究“老残”最巨擘

　　为教书育人殚精竭虑的同时，严薇青也以同样的责任感和热情继续着古典文学的研究，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中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在所钻研的学术领域中站在最前沿。他对鲁迅、蒲松龄及《聊斋志异》、刘鹗及《老残游记》等的研究，考据细致，论证严谨，坚持去伪存真，研究成果的影响遍及中外学界。

　　或因桑梓之缘，或因北大读书时聆听过鲁迅先生的讲演，严薇青从青年时就涉足鲁迅研究。在华东大学时期，他作过学术报告《鲁迅的生平和思想》，讲授过“鲁迅研究”课程。1950年，他从鲁迅作品的年表入手，开始了相关研究。从检索作品到编写作品篇目笔画索引，再到探索鲁迅思想的发展。1951年10月，他发表第一篇鲁迅研究的论文《关于鲁迅先生作品写作的年代和日期》。

　　次年寒假，严薇青前往北京，泡在各大学图书馆查阅了《浙江潮》《河南杂志》《新青年》《语丝》《北新半月刊》《奔流》《北斗》《文学》《太白》《中流》《晨报》和《京报》副刊等诸多刊登过鲁迅文章的报刊，以及鲁迅的日记、书简等。回济南后，他根据这些资料对《鲁迅全集》第一版进行了补充，增添了《鲁迅全集补遗》及《补遗续编》所未收的佚文篇目，并纠正、补充了以往著录中的错误和不足。最终写成《鲁迅创作篇目编年》一书，于1957年由山东省图书馆编印出版发行。

　　同时，严薇青还开始了对蒲松龄及《聊斋志异》的研究工作。1950年，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在济南视察时，提到山东“前有孔夫子，后有蒲松龄”，给予蒲松龄高度的评价，引起了文化部门重视。1952年，山东省文化局局长兼省文联主席王统照指导组织成立了蒲松龄研究小组，严薇青与栾调甫、路大荒、解方等人都是其中成员。

　　1953年，为了进一步收集蒲松龄及《聊斋志异》的有关资料，受研究小组委派，严薇青在春节过后前往北京。在短短13天时间里，他跑遍北京各大图书馆及北大、燕京、清华、北师大、辅仁大学等高校图书馆，访问了毕树棠、赵万里、孙楷第、张政烺、邓广铭、李长之、郑振铎、何其芳、傅惜华等专家，了解《聊斋志异》及蒲氏其他著作和版本的情况，还幸运地在何其芳先生处看到了由东北文化部调来北京的半部《聊斋志异》手稿。在寒假结束前，严薇青就完成了此次调研的成果——《1953年在京所见蒲松龄著作简表》，为蒲松龄及《聊斋志异》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1961年蒲松龄著作编辑委员会成立。左三为严先生

　　以此为契机，严薇青开始了对蒲松龄及《聊斋志异》的研究。1961年，他出任蒲松龄著作编委会副主任，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并为《聊斋志异》进行注释。1980年，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届“蒲松龄学术研讨会”在淄博召开。会议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古籍编辑室的同志，邀请严薇青以蒲松龄研究专家的身份主持整理《聊斋志异》。

　　严薇青的学术研究和文化工作，贯穿新中国的蒲氏与《聊斋志异》之学建立、推进、不断发展的整个过程，他的思想和智慧、心血和汗水浇筑出新中国“蒲学”的坚实基础。

　　其实，早在1966年之前，严薇青已先后注释了多篇《聊斋志异》文章。只可惜在10年浩劫中，不仅家中珍藏的各种《聊斋志异》版本被抄走，连他亲笔注释的全部手稿，也被懂行者劫走并占为己有。他默默承受了这一切，唯有心中对学术不灭的热情支撑他重新提笔，埋首字纸之间。1984年，严薇青与朱其铠选注的《聊斋志异》由齐鲁书社出版。在注释《聊斋志异》期间，严薇青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

　　1983年3月，“蒲松龄著作学术讨论会”在济南召开。会上，严薇青呼吁出版部门“在出版研究蒲氏诗文、专著而外，对有关蒲氏之地方文献资料似亦应刊行，比如淄川王雪峤（培荀）先生《乡园忆旧录》等古籍书目”。

　　在此感召下，蒲松龄11世孙蒲泽，进行了《乡园忆旧录》的校点工作。完稿后他将书稿交于齐鲁书社，却被告知当前没有编辑能够审阅此书，让他自己联系审稿人，且审稿人必须得到社方认可。蒲泽在一筹莫展之际想到了严薇青。严薇青在身体抱恙且百般忙碌的情形下决定为蒲氏后人承担审校工作。在他朴实的思想中，毫无学术地位之偏见，身份与成就不是自傲的资本，而是提携后学的深沉职责所在。

　　上世纪60年代，严薇青曾讲授明清文学课程。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集中描写了封建社会旧官场的种种腐败、黑暗和丑恶现象，是清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当时社会上对《老残游记》的评价却有偏颇。1956年，《人民文学》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张毕来教授的文章《〈老残游记〉的反动性和胡适在〈老残游记〉评价中所表现的反动政治立场》，认为《老残游记》是一部坏书，它的作者是汉奸，是反动政客，提出应该从一切教材中取消《老残游记》的文章等论点。

　　严薇青一向治学严谨，他究竟应该怎样向学生讲述《老残游记》呢？如果随波逐流，依照张毕来及那个时代所定的政治调子，人云亦云也便罢了，但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又让他觉得不能对学生说假话，必须去伪存真！

　　1962年，山东大学《文史哲》第一期发表了严薇青的文章《关于<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他在其中开宗明义地写道：“当前在介绍和评价刘鹗的时候，有的人却不免有所偏颇，即只谈他的反动的一面，或是过多的谈他的反动的一面，而完全不谈，或是很少谈到他的进步的一面。这是不全面的，因而也是不公允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客观地、全面具体地对刘鹗生平的主要事迹加以讨论和分析，而后给以比较正确的适当的评价”。

　　文章一经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学术界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光明日报》《文汇报》相继开辟“学术动态”“学术论坛”专栏，以《严薇青提出评价刘鹗新观点》《如何评价〈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为题全面介绍了严薇青的研究成果，“严薇青不同意过分强调刘鹗反动的一面”，“必须全面分析，不能有所偏颇”，“不同意刘鹗是汉奸的说法”。

　　然而，批判的声音很快杀到，一场学术界针锋相对的争论持续多年。1964至1965年逐渐升级为一边倒的批判，甚至从单纯的学术之争变味成对个人的攻击。怒号的政治朔风扑面而来，严薇青自无力正面抵抗，但他更不愿违心承认所谓的错误，只有保持沉默。几年后，他的文章被香港的学术期刊转载，影印本在日本及东南亚的学术界流传，并得到高度的重视和认可。

　　1978年，齐鲁书社邀请严薇青注释他所熟悉的《老残游记》。历时3年，1981年，严薇青注本《老残游记》由齐鲁书社出版，首版12万册，很快告罄并准备再版。

　　在第二版的前言中，严薇青加入了自己对书中“桃花山论道”一节所涉及的“太谷学派”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一成果首开太谷学派与《老残游记》研究之先河，很快得到了国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认同。日本的中国晚清文学研究会会长、大阪大学教授樽本照雄认为：“根据有关太谷学派的文献进行推测，严薇青先生的这一新见解否定了以前的虚构说，是对《老残游记》及太谷学派研究的新开拓。”

　　严薇青先生出版的部分著作

　　1985年，严薇青注本《老残游记》再版，以22万册印量再次受到读者喜爱，并被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屈汉斯博士译为德文版本，成为《老残游记》外文译本中最全的一种。

　　刘鹗的嫡孙、福建大学刘蕙孙教授认为：“薇青先生对《老残游记》及其作者实不亚于李善等六臣之注《昭明文选》”，“研究‘老残’，最为巨擘”。

　　一腔深情寄故土 小“掌故”成大学问

　　步入晚年之后，严薇青怀着对家乡的热爱之情，致力于济南历史文化的研究。

　　1980年，济南出版社邀请严薇青撰写一部有关济南历史文化方面的书。当时他还在编写《汉语大词典》，只能利用寒暑假写作。在参阅了大批资料后，他走街串巷，采访调查，完成了一部“以笔记散文体裁，全面地叙述了济南风土人情”的别具特色的著作，内容涵盖济南的历史沿革、名胜古迹、人物传说、传统食品等，严薇青将其定名为《济南掌故》。这本以平实简练的语言进行了翔实历史考据，地域特色鲜明而可读性强的《济南掌故》，1983年出版后便受到了不同层次的读者们的欢迎，严薇青却自谦“只是做了一件好汉子不愿干，赖汉子干不了的事，出了一本‘小书’”。他用做大学问的严谨态度和治学方法，研究济南风土民情，记录济南历史，把小“掌故”做成了大学问。《济南掌故》不仅是济南民俗学的入门书和研究民国济南文化的案头必备书，而且开创了新中国“掌故”著述之先河。

　　由于严薇青对济南历史文化做出的卓越贡献，1993年，济南市人民政府特聘他为“济南市人民政府文化顾问委员会顾问”。

　　严薇青不仅以笔墨记述济南的文化，更用行动铭刻下济南的历史。作为“五三”惨案亲历者，耄耋之年的他与马节松、王昭建等山东省文史馆员，上书国务院，倡导建立了济南“五三”惨案纪念碑及纪念馆，让济南儿女永远铭记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血案及先烈留下的不朽精神。

　　1997年查阅资料，笔耕不辍

　　1995年，严薇青又应济南出版社之邀，开始撰写《济南掌故》姊妹篇《济南琐话》。84岁高龄的他不负众望，橐笔濡墨，历时2年完成书稿。1997年6月中旬，出版社送来书稿校对清样，因天气炎热，严薇青心脏病复发。他坚持把书稿校对完，才住进医院治疗。不久，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济南出版社编辑送来了《济南琐话》的定稿。严薇青用几乎听不清的微弱声音问道：“那诗……改了没有？”当责任编辑戴永夏告诉他，清样所印苏辙诗句的错字已订正时，他才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1997年8月3日，严薇青因心力衰竭，治疗无效去世，享年86岁。

　　2011年，严薇青先生诞辰100周年，此时他已离世14年，然而他生前所撰著作依旧不断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