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作璋（1927.01—2019.02），男，汉族，中共党员，1927年生于山东省曹县，1951年毕业于齐鲁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中国当代学者、历史学家，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山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历史学会副会长和山东地方志学会副会长等职务。他在秦汉史、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山东地方史，齐鲁文化史、中国运河文化史等领域均有独特贡献。1987年当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1988被山东省委、省政府授予“山东省首批拔尖人才”称号，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7年荣获首届山东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是5位获此殊荣的著名学者之一。1986到2015年间，六次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8年获评“改革开放40周年山东社会科学名家”的称号。

　　艰难求学，百折不挠

　　安作璋先生出身于山东曹县的科举世家，祖父、伯父为清末举人，父亲安景参为清末秀才，在曹县老家大门的门楣上镶有“世科第”三字牌匾，是由清光绪朝吏部侍郎汪鸣銮书写。1905年废科举、兴学校后，其父就读于山东师范学堂本科博物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其父为了躲避日伪的骚扰，举家搬迁至乡下，并兴办义学，安先生在乡下小学中接受了较为全面的教育，尤其是在文史方面，通读了《前四史》与《资治通鉴》。1944年，安先生随流亡师生到达皖北阜阳，后考入山东省第二临时中学高中部。当时，学习环境异常艰苦，住的是简陋茅草房子，睡的是地铺，吃的是高粱米窝窝头、咸菜，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安先生患过疥疮、疟疾、关节炎，尤其是严重的关节炎夺去了安先生双腿的健康。但安先生总是从熟悉的历史人物的事迹中得到鼓舞，“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高中三年，他以极大的毅力刻苦攻读，文科各门功课在全班名列前茅，还在贫病交加中补学了因故缺失的全部理科课程。1947年，安先生高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齐鲁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在齐鲁大学，安先生得到了众多名家的指导，如张维华、朱东润、莫东寅、韩连琪、吴金鼎、胡厚宣、栾调甫等，在张维华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安先生开始主攻秦汉史，他午夜之前极少休息，总是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先秦秦汉的各种典籍，翻烂了两套前四史，8个寒暑假竟有7个假期没有回家。他的大学同学回忆说：“那时课堂上老师提问题，安作璋总能熟练地指出该问题出自前四史的哪一史哪一篇甚至哪一段落。其他如经史子集、简牍金石、秦砖汉瓦，更是无不通览，了然于胸。”在齐鲁大学学习的四年（1947—1951），安先生恰巧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先是接受了乾嘉学派“考据务实”思想的影响，以后又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这都为他个人治学风格与学术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1年，安先生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山东师范学院（今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

　　年少成名，著作等身

　　安作璋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从事秦汉史研究并取得卓越成就的著名史学家，其论著曾受到史学大师郭沫若先生的赞赏，被日本学者誉为“秦汉史之大家”、“今日秦汉史学界的重镇”，收入《中国名人大词典》、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大词典》等多种传记、词书中。近70年来，安先生对历史研究坚持不懈，勤奋耕耘，在秦汉官制、经济、人物、对外关系等方面研究成就卓然。安先生以秦汉史为基础，践行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治史思想，研究范围逐步拓展到中国通史、山东通史、齐鲁文化通史，以及专门史、历史文献学等领域，先后出版专著数十部，并在《光明日报》，《历史研究》等报刊期刊发表了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一百余篇，筚路蓝缕，建树颇丰，著作等身。

　　从青年时期起，安先生就以累累创新的学术成就，不断引起学术界的瞩目。1954年，其论文《西汉的西北屯垦》、《论西汉农官的建置及其作用》得到邓广铭先生的重视，接连发表在《光明日报》史学版上。次年，安先生的首部学术专著《汉史初探》（由学习生活出版社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再版）正式出版，集中了安先生上大学期间撰写的6篇论文，主要探讨了西汉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西汉皇朝对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以及桑弘羊在汉武帝文治武功中的地位等问题。本书出版后，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特别是有关桑弘羊的文章，受到了郭沫若先生的赞扬。1956年3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这是一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参考资料很丰富”的汉史论文集。肖黎在《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中，认为该书“为近40年来秦汉史学者个人论文集发表最早的一种，其中诸多观点常为以后的论著所引证”。

　　安先生的《两汉与西域关系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齐鲁书社1979年再版）比较系统全面地论述了两汉西域的历史，西域各国的情况，内地和西域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密切关系，以及两汉时期中西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史料翔实，论证缜密。书中还用大量资料考证了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用不容辩驳的事实论证了自西汉中叶设置西域都护以后，今新疆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就归入了中国的版图，在国内外史学界包括当时的苏联史学界曾引起很大反响。堪称建国之后研究汉代与西域关系的开创之作，至今研究西域历史的学者，还将此书作为必备的参考书之一。

　　安先生于秦汉官制方面用力尤勤，出版鸿篇巨著《秦汉官制史稿》（与熊铁基合著，齐鲁书社1984年版，2007年齐鲁书社又出增订版），从选题到完成，历时十载，五易其稿，1986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在秦汉官制研究方面，安先生充分发挥其学识渊博的优势，利用了汉代各种传世文献资料与出土文献资料、考古资料；还搜罗了清代考据家、注释家以及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针对其中的某些错误或不足之处，也进行了订正和补充，并对若干具体的制度问题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秦汉官制史稿》充分显示了安先生扎实的资料功底，是迄今为止关于秦汉官制研究领域内容最为全面详赡的一部著作，也是研究秦汉官制的不可逾越的奠基之作。

　　安先生对秦汉时期的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其代表作是《班固与汉书》（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后增订为《班固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刘邦评传》（与孟祥才合著，山东齐鲁书社1988年版，后增订为《汉高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汉光武帝大传》（与孟祥才合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华书局2008年再版）、《秦始皇帝大传》（与孟祥才合著，中华书局2005年版）、《汉武帝大传》（与刘德增合著，中华书局2005年版）等。安先生对研究历史人物的著作，考辨精审，文笔优美，资料翔实，将学术性与趣味性有机结合在一起，引人入胜，发人深思。

　　安先生治秦汉史只是其研究历史的一个试验田，通过治秦汉史，积累了经验。其实，“通古今之变”，研究通史才是其最终目的。安先生研究历史的路子亦是从断代史到通史并侧重地方史和齐鲁文化史。

　　安先生对山东地方史和文化史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主编了《山东通史》（8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009年人民出版社又出版增订本），先后被列为山东省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和国家“八五”规划重点图书；以其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恢宏的规模、浓郁的地方特色而独树一帜，堪称地方史研究中的开创之作，1996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安先生与王志民合作主编的《齐鲁文化通史》（8卷，中华书局2004年版）是一部大型地域文化通史，其资料翔实、内容厚重，不仅从思想文化上，而且从科技、教育、宗教、民俗等不同领域研究齐鲁文化在历代的特征及发展演变，不仅展现了齐鲁文化自身的特点，而且兼顾到齐鲁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乃至海外文化的互动关系。它不仅弥补了学术研究领域的空白之处，而且对于学人如何撰写地域文化史提供了借鉴，2006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济南通史》（6卷，齐鲁书社2008年版）系统、全面、权威地记述了济南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代表了研究济南历史的最新成果。

　　在中国通史的编写方面安先生也有重要的贡献。他的第一部通史成果是《中国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记事上起远古，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史实可靠，重点突出，简明扼要，具有名副其实的通史特点。它自1986年出版后，已再版多次，印刷近20次。1988年经国家教育委员会审定，被列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在专门史的研究方面安先生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由安先生主编的《中国运河文化史》(上中下三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是对中国运河文化进行研究总结的集大成之作，它规模宏大、结构完备、脉络清晰、内容丰富，填补了该领域学术研究的空白，2002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华杂技艺术通史》（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版）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的大型杂技艺术通史巨著，也是一项中华杂技艺术的优秀研究成果，填补了杂技艺术研究的空白，2015年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在中国史料学方面，安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史科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是受国家教育委员会和福建人民出版社委托，为高等学校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编写的一部教材，它在吸收前人史料学著作长处的同时，根据实际需要，从体系、结构到内容、方法都进行大胆的尝试和创新，被学术界评价为“具有很高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堪称目前我国史学界最完整、系统和具有体系性的史料学著作”。2006年被列入“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治史有道，独步学林

　　凡是成就斐然的学者，总是能够总结出卓有成效的治学方法，或者归纳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学术经验。安作璋先生在长期从事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学之道。

　　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实际相结合。安先生结合自身治学历程，继承了梁启超的“史家四长说”，赋予其新的内涵。他强调，要以正确的理论来指导历史研究，这便是“史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就是这个正确的理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如何把握这一“史识”，安先生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真正地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观点和方法，努力开创历史研究的新局面；二是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着重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立场、观点、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相结合。在秦汉史领域，就是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秦汉的历史相结合，这是学习和研究秦汉史的最根本的途径。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与影响,安先生治史首先从秦汉经济史入手，《西汉的西北屯垦》一文便是其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秦汉历史的重要成果。

　　坚持“通古今之变”。司马迁撰写《史记》的追求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安先生的治史追求同样如此。正如他所言：“大家都知道我是专治秦汉史，实际上治秦汉史只是我研究历史的一个试验田，通过治秦汉史，我摸出一点门道，积累了一些经验。我真正想研究的还是通史，就是通古今之变，这是我最后的目的。”《中国史简编》、《山东通史》、《齐鲁文化通史》、《济南通史》都体现了安先生“通古今之变”的治史追求。安先生对于如何编写一部完整的中国通史，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思考：一是纵向的“通”，也就是弄通历史的来龙去脉，或者叫做纵向联系。具体来讲，首先要弄通每一个社会形态的最本质的特征以及形成这些特征的原因；其次要弄通前一个社会形态如何向后一个社会形态转变，这个转变的过程是通过哪些环节完成的；再者要弄通每个社会形态内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最本质的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还要弄通前一个历史阶段怎样向后一个历史阶段的转变。二是横向的“通”，也就是要弄通每一种事物与其左邻右舍的关系，或者叫做横向联系。这又包括两方面内容，首先是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应该注意阐明其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其次还要和处于同一社会形态或同一时期的外国历史相联系，方能显示出中国历史的特点。三是类通，也就是以类相从，逐类贯通。每个社会形态的各项历史内容，虽然分散在各章各节中，但又都是自成体系，这样既可以避免重复脱节，又便于使人认识和掌握每一类事物发展的线索和规律。安先生的“通史”编撰方法与思想对于中国通史的编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除了对中国通史的贡献之外，他对于地方通史的编撰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成功编撰了《山东通史》。安先生对于《山东通史》的编撰创新性地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各种史书体裁的优点，创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地方通史体系，将全书分为通纪、典志、列传、图表四大部分。四个部分互相联系，互相补充，详略互现，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既能反映山东历史的全貌，又能突出山东地方史在中国历史上的特点与地位。

　　坚持史学研究的传承与创新发展。安先生多次指出，创新决不是无根据地标新立异，别出心裁。那样的创新，是要不得的。真正的创新应该是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继承发展，对今后的史学研究有启迪意义和导向作用。至于如何创新？安先生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思考。一是正确处理专与博的关系。安先生认为治史贵乎博大精深，没有渊博的历史知识，要达到精深的地步是不可能的。所谓渊博，也并不是无所不通，无所不晓，就其所学专业来说，不仅要精通，凡是与本专业有关的知识，也都应该通晓，要尽量做到前人所说的那样：“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正确处理好专与博的辩证统一的关系，是治史者必须遵循的一条途径。二是调查研究，了解行情。安先生认为一旦研究范围领域确定了，那就要对这个范围领域内研究的过去、现状及未来发展的趋向都应该有所了解，包括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情况，这就叫了解“行情”。三是博采众家之长。安先生认为，治史如学书、学画，要博采众家之长，方能成一家之言。博采众家之长，不仅仅是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在前人奠定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更为重要的，是借鉴别人治史的方法，取各家之所长，加以融会贯通，这样才能不断有所提高，有所进步，有所创新。四是善于选择结合点和突破口。安先生极力否定秦汉史没有研究空间的说法，他认为这个领域仍然大有用武之地。如秦汉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经济史、政治制度史、民族关系史、思想文化史、历史人物、中外关系史、考古与文物、文献整理与研究等问题都有极大的研究空间。关键是改换新的审视角度，考虑新的思路、新的思维方法，选择一些结合点和突破口，安先生所做的秦汉山东地方史研究，是秦汉史研究的一个结合点和突破点。《秦汉官制史稿》也是安先生在秦汉史领域选择的一个突破点。

　　业精于勤与持之以恒。安先生提出了勤奋出成果的真理。这既是他长达70多年治史生涯的经验总结，也是推动史学研究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他经常指出，凡是真正做学问的人，都主张“三勤”，即眼勤、脑勤、手勤，也就是勤于读书、勤于思考、勤于写作，写作既是读书、思考的结果，又反过来对前二者起着动员和组织作用。这一认识是对治史者的基本要求。没有面壁十年的精神，是做不好学问的。但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不可能把所有的精力全放在史学研究上，工作上、生活上的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如何处理上述情况，安先生提出，要处理好整与零的关系。所谓“整”，就是专业方向或研究课题的整体规划，一旦确定下来，就不要轻易改动，切忌浅尝辄止，见异思迁，否则事倍功半，甚至一无所成。所谓“零”，就是不要贪快求多，不可能一下子就能解决一个整体规划，应把它分解为若干具体的小问题，一个一个地加以研究，这叫“化整为零”。等到所有的小课题基本得到解决，然后再归纳综合，从而形成一个较完整的体系，这叫“化零为整”。从中学时代，安先生就表现出持之以恒、不怕吃苦的治学精神。考入齐鲁大学后，除了上课之外，就是在图书馆、资料室或宿舍学习，午夜之前几乎没有睡过觉，有时躺下后仍在思考问题，一旦有所发现，立即披衣起床，笔之于书，简直到了寝不安席的地步。刚刚参加工作的最初几年，在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余，写了近10篇论文。1955年，年仅27岁的安先生就已经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论文集《汉史初探》，影响极大。《两汉与西域关系史》正是安先生勤奋学习外语的结果，安先生当年为了外语能够过关，想了一个笨办法，就是从图书馆把英国人斯坦因的英文版《西域考古记》借出来，大概有20多万字。安先生一边学外语，一边拿着字典翻译，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将它翻译出来，不仅外语考试过关了，还写了几篇涉及两汉与西域关系的文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写，便完成了《两汉与西域关系史》这本书。安先生90岁时自述道：“我的一生非常简单，可用六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读书、教书、写书’”。作为学者，安先生一生忠于学术，孜孜不倦，无怨无悔，并为此而奋斗一生，终于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

　　鉴古知今，古为今用。安先生的所有史学研究都贯穿着经世致用这条主线。尤其是他将山东地方史的研究与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相结合，做出了突出贡献。上世纪九十年代，他组织国内史学界著名专家对早期航海家徐福故里进行了考证，明确提出徐福故里在山东龙口市，并与其他领导和学者促成了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的成立，为徐福故里龙口市对外文化交流和招商引资做出了贡献。他还深入考证出孙膑故里在鄄城孙老家一带，为鄄城县在海外招商引资并建成孙膑文化旅游城奠定了基础。本世纪初，他与无棣县文史专家对于境内碣石山进行了考证，证实了该山就是曹操东征时经历的碣石山，也是毛泽东著名诗句“东临碣石有遗篇”中的碣石山。这一考证，促成了无棣碣石山的全面开发并成为当地著名旅游景点。安先生参加地方文化建设活动，从而造福地方社会的事例很多，难以一一道来。正如山东省委宣传部原部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苗枫林所说：“几千年的历史长河，把我们与古人之间隔开得非常遥远，但是，安先生却把这个遥远距离拉得近些再近些，并且不时地在他的书房里，把早已尘封了的古代事件磨莹成清澈照人的历史规镜，给人以启迪，以感悟，以力量。”这样高度的肯定和评价，彰显了安先生史学研究的现实生命力。在安先生看来，研究齐鲁文化对于当前我国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对秦汉官制、官吏法的探讨等史学研究，同样呈现出安先生对现实的终极关怀。安先生长期致力于传统道德先进文化的研究，先后发表了《传统道德与现代精神文明》《说“孝”》《为国·为学·为人——纪念“五四”寄语青年》等文章。2015年，安先生还与王志民教授作为首席专家主持了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究》的子课题即山东省社科重大项目《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内涵的时代价值辨析研究》并已完成。

　　道德文章，培育英才

　　安作璋先生不仅是一位学问精深的大学者，也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教育家。“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安先生尚在读私塾时就极为欣赏孟子这段话，并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毕生的教育追求。安先生在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执教近七十载，一直到90岁高龄仍坚持给研究生授课，给本科生举行古代史专题讲座。在这近70年的时间里，安先生以渊博的学识，高尚的道德情操潜移默化地教育着学生，桃李满天下。他亲自授课的历史系、政治系和中文系学生多达万人以上，还先后培养了30多位博士、硕士研究生。其学生中不乏国内外知名的历史学家与省部级领导，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先生常说：“一个合格的教师和学术带头人，不仅要看他个人出了多少成果，更重要的是看他培养出了多少有成就的、甚至超过自己的学生。”安先生认为，教书与育人二者不可分割，相辅相成，教书是基础，育人是目的。在教书方面，安先生极为严谨细致。他常说：“教师要备好讲好一堂课，自己懂了只能算是完成了一半任务，另一半任务就是要使学生也能懂得和掌握。”安先生讲授的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古代史、先秦秦汉史、山东地方史等课程，都要查阅大量的史料，写成系统的讲稿后再进行讲授。此外，他还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学生对于课程的反馈，以便做到有的放矢，不断加以改进。因此，他在讲课时，总能做到娓娓道来，厚积薄发，深入浅出，深受学生欢迎。山东大学孟祥才教授曾对安先生做过这样的评价：“有的人讲课，把简单的道理讲复杂了，让人越听越糊涂；有的人把深奥难懂的道理讲得通俗明白了。安先生的课属于后一种。他的课厚积薄发、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让人顿开茅塞、恍然大悟，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安先生不仅注重历史知识的讲授，而且注重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他常引用神话传说中八仙之一吕洞宾“点石成金”的故事，来勉励学生们在学习中不要只追求现成的“金子”，而要掌握“点金术”。

　　安先生强调知行合一，既重视传授知识，更注重养成学生的道德情操，把握住了教育的精髓。“道德文章”是安先生自己的毕生追求，也以此严格要求学生。他经常讲：“人的一生会遇到许许多多需要解决和探讨的问题，但概括起来不外乎如何做人与如何做事两个问题，无论干哪一行，从事何种职业，都离不开‘做人’这个前提条件和根本问题。比如，研究历史要有‘史德’，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做官要有‘官德’，要清正廉明，绝不能贪赃枉法；经商要讲‘商德’，要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曾多次邀请安先生为省部级领导干部培训班授课，他就说：“作璋同志十分注重古为今用，充分利用历史这门具有特殊教育功能的课程，有意识地通过若干历史人物的言行业绩、道德情操和成败得失等具体而生动的事实及其评价，使学生在获取历史知识的同时也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思想品德教育和历史的经验教训。”安先生还多次应邀给山东师范大学新入学的学生作《传统道德与和谐社会》的讲座。他以时代主题为主线，以中国传统道德为理论依据，通过剖析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当代大学生充分汲取传统道德的有益成分，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添砖加瓦，并进一步促进自身的成长。他把遵守良好的道德规范、建立共同的理想信念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事业紧密结合起来，充满了对年轻人的殷切希望，充分展现了一代学者之大家风范。

　　作为享誉中外的史学泰斗，安先生性格温和，平易近人，对朋友热情相助，对学生谆谆教导，获得了世人的赞颂，这源于安先生身上所具有的千百年来传承不息的布衣精神。平时，学院的青年教师和学生向他请教问题，他总是能毫无保留地为其解惑答疑。一些从事历史研究或对历史感兴趣的人经常慕名来访，安先生都热情招待，倾囊相授；有人寄来求教的书稿论文，安先生也都认真阅读，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很多年轻学者都邀请安先生为他们的著作撰写序言、书评，他往往是来者不拒，不惜费去不少宝贵时间。

　　安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突出的学术成就，赢得了学界的尊重，而他平易近人、淡泊名利、诲人不倦、关心后学的优秀品质更是有口皆碑。安先生去世后，中国史学会专门发来唁电，指出：“安作璋先生造诣精深，著作等身，被公认为当今学界泰斗。安作璋先生重视教育，关怀晚辈，桃李满天下。安作璋先生一腔爱国热情，道德文章，皆为后世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