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没有主人,因为它是世界的”

2014-06-20 22:33:00来源:山东大学网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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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亿,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韩国首尔国立大学人类学终身教授,国际著名人类学家,在当代中国和韩国本土研究方面都作出杰出贡献。曾在韩国发起成立“当代中国研究会”并出任首任会长、创建“首尔国立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曾先后担任首尔国立大学跨文化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及韩国文化人类学学会主席。由于他在学术上的杰出贡献,2009年金光亿教授被韩国授予“国家杰出学者”奖。

 
  

  金光亿,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韩国首尔国立大学人类学终身教授,国际著名人类学家,在当代中国和韩国本土研究方面都作出杰出贡献。曾在韩国发起成立“当代中国研究会”并出任首任会长、创建“首尔国立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曾先后担任首尔国立大学跨文化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及韩国文化人类学学会主席。由于他在学术上的杰出贡献,2009年金光亿教授被韩国授予“国家杰出学者”奖。

  2013年3月22日受聘山东大学人文社科一级教授,任职于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人类学系。

  一

  “我喜欢人类学,因为它不是坐在高雅的研究室里,而是深入到百姓的生活中,了解真实世界下的各式各样的人。”

  浅米色格子西服,暗红色领带,连白衬衣上的折痕都相当熨帖,坐在记者面前的金光亿教授,比想象中还要一丝不苟。采访开始前,他看见字迹满满的采访提纲,爽朗地笑着说:“我们随便聊聊就好。”

  4月24日,因为金光亿教授有事回韩国,采访日期比原定的晚了半月,但似乎更加恰如其分。这天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奠基人之一——费孝通先生逝世九周年纪念日。于是话题就很自然的,从人类学开始谈起。

  人类学是一门综合性、跨专业研究的学科,它同哲学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对很多人来说,“人类学”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名词,即便是在高校内部,很多学生也将其同历史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等混淆。金光亿教授说,神学与人学是最早的学科,其中人学就包括人类学和哲学。现代人类学始于19世纪,它关注社会、文化、经济、政治,通过人来看文化与社会的现象,而非从经济学、科学、政治学的角度来做研究。人作为社会现象的主体,是能动者,而非经济、政治研究所看到的,被对象化了的人。金光亿教授强调:“人类学的核心词是人和文化。这里的文化不同于人们通常所谓的文化,它主要是指价值观和伦理道德体系、风俗习惯、意识形态、历史观念等的结合,并对人的观念和行动产生作用。简单来说,我们通过文化来了解人,也通过人来了解文化。”他停顿了一下,又举了个例子,“在社会学者看来,同样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在人类学者看来却并不相同。比如,中国和前苏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对于中国它是五千年延续下来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国家体制的结合;苏联也是它自己的历史经验、文化和政治体制的结合。他们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异的地方。在看似同样的环境中,人的反应是不同的,原因就在于其中文化的不同。这就是人类学所要研究的问题。”

  金光亿教授的本科专业是德国文学,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开始关注文化问题。“我当初研究文学,就是因为它谈人和人生的问题,所以相比于哲学和社会学,我更喜欢人类学,因为它不是坐在高雅的研究室里,而是深入到百姓的生活中,了解真实世界下的各式各样的人,了解很多不同的人如何结合成一个社会共同体。”当时,他看了费孝通先生的书,很受启发。但是,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还不能公开谈论被称为是“共产主义魔鬼”的中国,费孝通先生的书也是禁书,封面上的作者一栏写的都是“费通”。“中国的文明是十分重要的,从前的中韩有很多交流,但是那时候的中国怎么变化,我们都不知道了。人类学最重要的是经验、实验,要做田野调查和实地考察,那个年代我无法去中国,只能期待将来。”后来他去牛津大学读书,师从莫里斯·弗里德曼教授(Maurice Freedman)。弗里德曼教授是英国著名人类学家,他的著作《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等书在西方汉学界有广泛影响。“他是研究中国最权威的人类学者,他不是历史学者,他的眼光很远大,许多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都受到他的影响。我是他最后的学生。”金光亿教授为记者解释道。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费孝通先生找到金光亿教授,希望他能做一个课程,来敦促中国国内人类学的发展。“费先生说,中国刚刚恢复了社会学,还没有恢复人类学,但是,我已经老了。”就是因为这句话,金光亿教授从1995年开始主持这个课程计划,在福特基金会和教育部的支持下,邀请了许多国外著名人类学者参与,为国内各高校报名参加学习的年轻教授讲授人类学,这个课程一共做了六届。“那时候,都是我准备教案,费孝通筹钱。”“当时的学生现在都是很多学校的重要领导了。”金光亿教授笑着回忆。

  不得不说,直到今天,中国人类学科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全国只有三所高校有独立的人类学系,除了山东大学,另外两所是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都邀请过我,但是我要来这里,因为山大要建立人类学系。”金光亿教授略叹了口气,“其实,人类学科的建立相当不容易。首先,大家不知道人类学是什么;其次,当下学问、学科分类时(如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将人类学归于社会学或民族学之下,使其备受冷遇;第三,校长会想人类学毕业的学生能做什么?可不可以找到工作?在现代中国,最重要的还是经济,不是文化。但是,如果看向未来,就知道文化很重要。”

  二

  “以前的孔子是中国的孔子、曲阜的孔子;现在的孔子,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孔子。”

  采访中,记者提到了在山东大学举行的“第三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不同信仰下的人类共同伦理”。金光亿教授认为,这种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对话,十分重要。当下的很多矛盾冲突,当然有现实原因,但究其本质,都是人与人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与信仰,不同的信徒执着于自己的宗教看问题,自然会引发冲突。“我们当然要佩服自己的文化,并引以为傲,但是,我们不要‘过分’地强调。过分强调自己,过分强调国学,便无法同其他国家,其他文化心平气和地交流。”他笑着问:“你们知道一个百分之百的、纯正的美国人是什么样吗?”“他应该住着法国的房子,喝着南美的咖啡,吃着以色列的水果,讲着英国语言,开着德国汽车……这里没有多少美国的东西,但他却是典型的美国人。”“三星不是韩国的”,他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机,“因为它的有些产品可能是日本技术、天津制造,都是跨国的交流,所以知识、文化也是一样。”

  在不同的宗教信仰间找到共同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这很重要,然而,却非易事。“儒学讲仁义礼,众人皆知仁爱很重要,但中国人的仁和美国人的仁却是不一样的。以前的孔子是中国的孔子、曲阜的孔子,但是现在孔子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孔子。我们不说孔子是中国的,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包容性。”“这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是人们要持续的努力,我们要一直谈下去,在不断谈的过程中不断了解、不断尊重。”金光亿教授坚定地说。

  八年前,金光亿教授在接受某报采访时,提到了“再生产东方文化”的观点。多年后,记者极想再听听他对东方文化的看法。于是,就将话题引向了轻松的韩国电视剧。近些年,韩剧的风靡已经让它成为一股流行于亚洲各国的文化势力,也是传播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热门研究课题。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在谈到热播韩剧《来自星星的你》时,还称“韩剧内核和灵魂,恰恰是传统文化的升华。”金光亿教授说:“韩剧中体现的是中国、日本等都共有的一种普遍价值观。物质世界繁荣的背后,是我们灵魂的空虚,韩剧之所以好看,是因为它充实了内心,弥补了我们丧失已久的感觉。”“西方文化中,上帝是主体,一切东西包括仁爱都是上帝告诉我们的;而东方的儒教,人是主体,是中心。同西方文化更多的重视物质和经济的独立性不同,在东方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情感很重要。”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伦理道德”。

  同金光亿教授聊文化,出现次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包容”。他多次强调我们现今重新重视自己的文化,目的并非要去排斥别的文化,而只是对曾经放弃、歪曲自己文化的一种反省。最终通过各文化间的沟通和融合,构造更好的价值观。

  他说:“文化没有主人,因为它是所有人的。”

  三

  “小时候,祖父一字一句地教我读张载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也喜欢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认为,这是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

  多年前,韩国政府曾邀请金光亿教授担任文化部长一职,却被他拒绝了。问及原因,他轻描淡写道:“当时我只有40多岁,没有经验,怕做的不好。”其实,在他心中,这并非是一个值得扼腕叹息的舍弃。如果从保持自己独立的立场、观点、话语权来看,他更倾向于做一个学者。“那时,我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我太太临上班时留给我一张字条,写着‘不为五斗米折腰’,于是,我立刻就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他笑着回忆道。

  学而优,却不仕,或许是想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在儒学的传统中,知识分子对社会有一种责任感。小时候,祖父一字一句地教我读张载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也喜欢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认为,这是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他略带严肃地说:“山东大学的校门口有两句瞩目的话,‘为天下储人材,为国家图富强’,我们培养的人才不是为了参加公务员、托福考试的,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安乐、幸福、富有,人才是为未来准备的,要有志于未来的世界。”

  无疑,这里谈及的“万世”、“天下”、“国家”,在他看来,也并非狭隘的意义。他希望许多中国学者去国外,不要紧抱着“中国的经济”、“中国的政治”等课题不放,浪费了在异国研究不同文化的很好机会。他说:“我们研究别人,是为了更好的比较。不光是为了中国的人才,而是全世界的人才,为国家图富强不仅是中国,还是全世界的‘国’。”

  不知道金光亿教授希祈的是否就是费孝通先生曾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融合,但是可以了解,他自始至终步步践行的就是一条求真、包容、博爱、济众的仁者之路。他放弃更优越的环境来到中国,放弃豪华酒店和名流们的高端会谈,他到往环境艰苦的农村,穿行胡同街道,同普通人一起吃一个馒头,一碗面条,一点一滴地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

  “比起政治学者、经济学者,人类学者是很辛苦的,所以,在别人看来,这一点都不好。”金光亿教授自嘲道,“我们的研究都是实事求是,研究日常生活里的普通人。我们由此来了解中国。”

  谈到下一步的研究重点,金光亿教授说,他关注的是中国的变化。“西方人类学者关注国家和人民的冲突,从而谈中国民主化的可能性。我除了看到冲突外,还有其他的。另外,我还要了解民间的看法和官方的差异,他们不知道百姓的想法,我们要写文章给他们看。”“我现在做的是比较研究,韩国、中国、日本,东亚社会文明文化的比较研究,当然,儒家文化在这里很重要。道教是中国的特色,对韩国影响很小,儒教对韩国影响最大,就像佛教对日本的影响。中日韩的佛教、儒教传统都不一样,我们要研究他们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整整两个多小时的访谈,金光亿教授用流利的中文滔滔不绝地回答着记者的问题,还时不时的将个别字词写在纸上辅助记者理解。他不仅谈人类学,谈传统文化,也谈莫言的小说,谈自己喜欢的昆曲。他说自己爱喝茶,但更喜欢同山东人一起喝酒……一时间,记者似乎忘了坐在面前的是一位外国学者。

  起身告别前,采访本上其实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您喜欢在中国的生活吗?”但是,记者还是决定不必再问了。因为,在谈过这么多之后,若问,已然是赘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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