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从“史学危机”到“历史热”，历史学在最近三十年间经历了反差巨大的冷热轮回。
2015年，伴随着儒学、国学的热潮涌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于8月23日首度在中国举行（下图）。这一年，将成为历史学“时来运转”的标志性年份。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为这一古谚找一个最近的例证，史学这个古老学科的近三十年遭遇，可能比较合适。从“史学危机”到“历史热”的出现，历史学在近三十年间经历了反差巨大的冷热轮回。这一轮回完成的标志性时间节点，就是即将过去的2015年。
这一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首度进入亚洲进入中国；海峡两岸对中国战场抗日战果的不同切割；西方对中俄纪念二战阅兵仪式的集体缺席；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对二战史的篡改；西方特别是美国对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容忍和放纵，共同把人们拉回到七十年前。“历史”在其他年份从未像在今年这样引人注目。
2015年，无疑将被后人命名为“历史年”。而恰好三十年前，历史学在中国却处于所谓“危机”之中，至少不被时人拿正眼看。
沧桑巨变，值得玩味。
1985：“史学危机”
与2015年相反，1985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整体上是一片惶恐。恐惧历史学的边缘化，担忧历史学被滚滚向前的“时代”所遗弃，是笼罩在当时历史学家心头的普遍情绪。“史学危机”的惊呼一浪高过一浪。《历史研究》1986年第一期在“编者的话”中，就正告大家应重视愈来愈高的“史学危机的呼声”。那时的学者认为：“史学确实存在着不景气的情况，具体表现为史学研究方法陈旧、手段落后，历史学科门庭冷落：考生来源差、学生分配难、书籍出版难、史学工作者生活寒苦，等等。”（熊月之《分析“危机”走出“危机”》，载《史学理论》1988年第四期）
还有学者分析了危机出现的原因：“应当看到，在经济发展成为我国社会生活最迫切的课题，商品经济及其影响弥漫到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情况下，如果历史学不能转化为商品（历史学的本质不是商品），史学地位的下降就是必然趋势。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里，七八年来的实际是，‘经济（学）’的繁荣，‘法学’的时髦，‘社会（学）’的多彩，而作为传统学科的文史哲则相对地冷落。”（刘修明《论历史研究的低谷期与高峰期——对史学现状与未来的思考》，载《江汉论坛》1988年第六期）
实际上，历史学在“八十年代”这个“科学的春天”里，境遇还是能说得过去的。“危机感”、“边缘感”和“遗弃感”的出现，除了一个老学科对新时代不适应外，或许主要源于“不平衡感”：社会科学的强势登场。突然之间，在历史学科身旁，经济学崛起了，法学崛起了，政治学崛起了，而历史学、历史学家和其他人文学者，从之前学术中心的位置上被硬生生地推挤到边缘地带。尽管如此，公正地说，与“九十年代”相比，历史学在“八十年代”还是比较体面的，那时毕竟还有“文化热”，那时“人文精神”毕竟还在，那时人们毕竟还在从事“新启蒙”，而做这一切，从提供知识和精神资源的角度，均离不开历史学的支持和帮助。
如果说1985年前后的“史学危机”还属于“狼来了”似的危言耸听，那么1995年前后，对历史学来说，“狼”真的来了，史学这时所遭遇的，已经不是“山雨欲来”的所谓危机，而是塌方式的崩溃。
1995：历史专业风雨飘摇
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史学危机”源于习惯了阶级斗争那套话语系统的历史学对于国家重心已经转移的新形势的不适应，那么九十年代历史学的困境则源于不期而至的商业大潮的冲击。
那是一个“全民经商”的时代。当时有一种说法，“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要开张。”挣钱成为最原始的冲动。相对于做小生意的在获取钱财方面的立竿见影，远离市场、无法以货币来衡量其工作价值的知识人在赚钱方面的劣势暴露无遗。于是收入的脑体倒挂成为知识界、高校、科研部门难以克服的痛。正如两千多年前司马迁所观察到的：“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这时似乎还应在“用贫求富”后再加上一个“学不如农”。“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民谣，部分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为了改变这种令人尴尬的境遇，一群有大本事的科研人员远赴海外搞“洋插队”去了，剩下来的有本事者则只好“下海”，历史学者也未能免俗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正如笔者当时著文指出的：“不管你是情愿还是不情愿，你都不能不承认，随着铺天盖地的商潮的到来，随着商业标准——能不能赚钱——成为越来越多的人衡量事物有用无用的价值尺度，我们的社会已步入一个‘反文化过程’：不能赚钱的‘文化’正受到并且越来越受到整个社会的空前轻蔑。一批‘文化人’投笔从商、纵身‘下海’是这一点的力证。作为整个文化事业基础学科的历史研究，相对说来是一项更为长远的投资，似与追求短期效应的商业社会尤难相容，其境遇当然不难想见。历史学在被现实政治遗弃之后，复又遭到市场经济的冲击。瞻望前途，历史学者自然不寒而栗。”（《向内转：市场经济背景下历史学的应有选择》，载《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二期）
有本事下海的历史学者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人下不了海，怎么办？与其坐而等死，不如顺应潮流。于是，高校历史系更大规模的集体自救行动开始了。
如何自救？首先是“办班”搞“创收”。在我的印象中，历史系办班创收，从1988年前后就开始了，但大规模“办班”则自1992年始，这一年不知哪来的这么多招生指标，下去招生的人衣袋里就装着“录取通知书”，“你想上学吗？”“想上”，好，现场即可录取。于是各系各专业“八仙下海，各显其能”，看谁招得多！除了开办这种比较正规的“专科班”，这时许多历史系还开办了各种各样的“自学考试辅导班”——这种“自考班”直到若干年前才消失。
再一个创收的办法，是直接开办公司挣钱，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公司遂应运而生，比现在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知狂热多少倍！我所在的历史系，当时就开办了一个“种子公司”，生意居然还不错。
这一时期多数历史系最普遍的做法，是设立既能吸引生源又能创收、带有若干商科性质的时髦专业，为此不惜更改系名。
从“八十年代”末期开始，历史系招生状况已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特别是第一志愿报考历史系的，越来越少，乃至趋近于无。大概是1995年吧，系领导在全体教师大会上介绍招生情况，说：“很遗憾，今年系里只招到一个一志愿入学的人，还是个残疾人。”这一期间历史专业的绝大部分学生是调剂过来的，谈不上什么专业兴趣，只是考分稍低又想上名校没办法而已。一次，一个同事对我说，久而久之，历史系将会成为“渣滓洞”。我问，怎么了呢？他说：你看，高中学生先分文理科，聪明学生大多去学理科了；剩下来学文科的同学，比较聪明的又去学应用学科了，如经济学、法学等；无奈而选学基础学科的，分数稍高一点的，肯定又去读汉语言文学系了，好分配呀，好找工作呀；历史与哲学，多数则是分数垫底的学生报考了。此话尽管刻薄，但反映了部分实情。
正是考虑到这一严峻现实，多数历史系当时倾向于开办新的专业特别是旅游专业，以吸引生源，这可能源于当时一批史学名家的指点。笔者当年即著文指出：“就像历史学被现实政治冷落时，许多历史学家纷纷出来出谋划策，就历史研究与现实关系发表高见一样，现在，又有一批学者出来纵论历史学的出路了。”（《部分在京学者座谈：在市场经济中历史学应适应形势迎接挑战》，1993年1月4日《光明日报》；《商品大潮与史学发展六人谈》，《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一期）“人们开出了许多拯救史学的处方，这些处方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历史学‘为市场经济服务’、‘史学应当走向市场’、‘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等。（《向内转：市场经济背景下历史学的应有选择》）
一些史学名家甚至具体指示：历史学走向市场的举措之一，是抓紧向旅游行业靠拢，规划旅游线路，譬如沿着太平军从广西金田起义一路打到南京这条线，来规划一条旅游线路，等等。许多历史系接受了这样的指点，而且果然有效。既然如此，历史系乃至历史专业存在的价值何在呢？于是，更改系名的运动开始了。我所在的历史系就曾一度打算改为“旅游文化学院”，因遭到部分教师反对而作罢。但反对改名的这部分老师，多数也并非出于远见，而是缘于情感。“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当时坚守岗位的一小部分人，看到经济学和法学如此红红火火，内心深处难免产生失败感和挫折感，后悔自己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法治时代”，却选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既不能吃也不能喝的人文专业。
许多大学的历史系，虽然最后没有更名，但也升了格，由“系”变成了“院”，这就是现在众多所谓“历史文化学院”的由来。这种升格运动的初衷，部分也是为了能容纳更多的非历史专业，如“档案”、“文化产业”、“旅游文化”和“社会学”专业等。总之，弱化“历史”，突出“文化”和“社会”，是那一时期全国多数历史系的整体选择。当时只有少数大学的历史系葆有足够的定力，未受干扰，既没升格，也没扩张，如北京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等。
2015：历史学时来运转
“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如今，一股比较强大的“读史热”正加速升温，和1985、1995年相比，“史学危机”显然已成历史，2015年的“历史学”，已经扭转乾坤，傲然挺立于众多人文社会科学专业之上。
历史学在2015年急剧升温，绝非偶然，也绝非仅仅中国如此。“二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这一特殊的时间节点，使“历史”在世界范围内闪亮登场。由于“中国崛起”这一特定因素的介入，使得“二战”七十周年纪念比六十周年更带有某种鲜明的“现实性”。
在2015年，人们突然看到、突然强烈地意识到，“历史”与“现实”是如此地接近，间不容发，甚至可以说，“历史”就在“现实”之中，“现实”已在完全地调控“历史”。中俄两个大国在“二战”中付出的巨大牺牲有目共睹，这两个国家用阅兵仪式来纪念这一牺牲，即使有若干现实考量，从尊重历史的角度，理应支持。因为，历史是历史，现实是现实。可是，“西方”却可以为了“现实”无视“历史”，集体缺席阅兵典礼。国际舆论一时议论纷纷。在这种情形下，历史的“客观性”受到了肆无忌惮的欺辱。但正是因为历史的客观性遭到欺辱，才会激发另外一部分人维护历史客观性的努力。在关于历史真相的拔河、角力中，历史由此复活。这也是历史魅力无从抗拒之所在。历史解释关乎现实的合法性，对历史解释权的争夺，导致历史的亡灵不断被唤醒，尤其是在波谲云诡的转折年代，历史自然成为校准现实道路不可或缺的坐标。蒙文通先生尝言：观史“须从波澜壮阔处著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从另一方面来说，大转折时代也逼迫着人们必须不断回望历史。
如果说，历史在2015年的世界广受重视与“二战”七十周年纪念这一特定时间节点有关，那么，“历史热”在中国大面积流行则有着更加具体的原因。
大规模“读史热”在中国的出现，实际上昭示了中国的学术气候、文化气候、精神气候正在发生深刻变迁这样一个令人瞩目的事实，而儒学热、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的持续升温，则是这一事实存在的显著表征。
现在，遍布大中小学的读经班层出不穷，各种档次的国学班风起云涌，品类繁多的儒学研究机构、国学研究机构、传统文化研究机构，像雨后春笋般争先恐后地出现。
从这一现象中，我们看到了“历史热”特别是“中国史热”产生的必然性。
这个必然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整个中国正在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发展。近三十年来由改革开放所引发的“全盘西化”思潮在近期得到彻底扼制，一个思想、理论和文化上的全面本土化的新时代即将到来。在这股思潮下，一切本土的东西都得到了强调，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理论等备受瞩目就不用说了，中医、中药受重视也不用说了，甚至连汉服、汉仪也被刮目相看，“本土”的价值遂走向当下的制高点。二、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高速发展繁荣的局面已告一段落。以1979年为界，前三十年是人文学术主导全局，那时站在时代的前台上发言的，是郭沫若、周扬、范文澜、翦伯赞等，包括处于中枢机构者，全是人文背景的人。后三十年，叱咤风云的则是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等，处在中枢机构的也是社会科学家了。总之，这三十年最活跃的，要么是经济学家，要么是政治学家，要么是法学家，人文学者如李泽厚等只在“八十年代”有过短暂的影响力。现在这一局面终结了。因为主流意识形态在清算自由主义，而所有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预设几乎全是自由主义和所谓的“普世价值”。所以这些学科的发展空间已严重受限。三、人文学术，特别是中国古典学术、传统文化研究正在从边缘重返主流。这一转变的深层次原因在于，随着国家的崛起，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主体意识日渐增强，而最能反映和滋养这种国家和民族主体意识的无疑是人文学科，也就是文史哲。与此前三十年不同，现在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大型活动多与人文学术相关，尤其与国学和儒学相关，最活跃的人士也已从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变成许嘉璐、杜维明、刘梦溪、陈来和郭齐勇等人了，而且，以他们为代表的传统价值的“弘扬派”正在努力使儒学、国学和传统文化从冷门变为显学，从边缘走向中央。由于这些学问先天的“本土”性质，所以，它们迎来了自己大发展的“天时”。以前，我们看到的总是经济学家们在忙，现在，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更是满天飞，可以说已应接不暇。我所在的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现在几乎开不成会，因为稍为知名的教授都被东迎西请，不是参加会议就是作讲座，忙得团团转。
上述这三大趋势，每一种最后都导向历史：“本土化”的实质是“历史化”，社会科学的淡化为人文学术腾出了空间，而人文学术的基础与核心则是历史学。“历史热”在近几年的出现实在不可避免，而且，这一趋势看来还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
经过三十年的风雨变幻，可以宣布“史学危机”已告结束。但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历经这番波折之后，中国历史学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又将在国家崛起的大背景下，在构筑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方面发挥怎样的作用。无疑，在“历史热”的推动下，中国历史学正在进行着深刻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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