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政协委员谈提高文化素养：重塑文化人格

　　重视操守 为政以德

　　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正大研究院院长王东林认为，在古代的文人士大夫的观念中有比财富更重要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你在这个官位上能不能为国为民做出贡献。“用《左传》里的说法，就是立德、立功、立言，那叫 三不朽 ，这 三不朽 就是最重要的价值。所以子罕就可以以不贪为宝。因为他是有选择的，他选择了 三不朽 ，这就是他的价值判断。”

　　王东林非常看重厚德载物的观念，他认为领导干部越是位高权重，越要修养自己的德行。“为什么有些人招致倾覆，因为你植德不厚，你贪图那么多的财富和名利你载不住，你支撑不起来——支撑不起你的名，支撑不起你的位，支撑不起你的权，也支撑不起你的威，最后也支撑不起你的财富。总之，支撑不起你现有的福。”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文学思想研究中心主任左东岭说，过去把那些只懂得追求权力和金钱的官员称为“俗吏”，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不知道他自己其实是一个对社会很重要的角色。他是良知，是社会的中流砥柱。要是有这样一种责任感和自信心，那你做事和做官是一种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很需要补课。孔子、孟子、朱子、王阳明，他们的思想都很重视官员的境界和品格。”

　　“一个人有了远大的理想和责任感，什么物质利益都是次要的。”左东岭说，“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很多这方面的智慧，可惜我们现在很少读这些书。大家都纠缠在事务当中，不读马列的书，不读传统的经典，不去涵养自己的精神，把自己降低为一个俗人。他一定不会有太高的理想信念，一定不会有太多的责任感。”

　　知行合一 以身弘道

　　《中庸》里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国传统文化讲求知行合一，能够名留青史的人都是以身弘道的典范。

　　全国政协委员，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孙正聿认为，知和行是同步的。“我们的传统文化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它相信通过一个人的观念就可以改变他的行为。一个人说一套做一套，只能说明他其实并没有认同他说的这套东西，他也并没有想明白那个道理。” 孙正聿说，“法国文学家司汤达说过一句话，他说人走向社会之前，应该送给自己几句格言。他说得非常好，你要信奉一些东西，你就会按它去做。如果你连信奉都做不到，你肯定做都不会去做。反过来讲，如果信奉一些东西，你肯定会在自己的行动中去实践它。”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周易学会会长、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刘大钧指出，“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一些领导干部将当官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视其为职业而非志业，少了一份操守，缺少了一种弘扬大道的使命感。在一种浮躁心态的驱动下，失去了传统士大夫那种为生民立命的道德使命感，不能做到“知行合一”。这是传统人文精神的丧失，也是传统伦理道德的沦落。

　　崇德重礼 节以制度

　　“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中华传统文化是责任文化，讲究德治礼序。先哲在主张正心修身的同时，强调礼法相依、崇德重礼，辩证地看德治和法治之间的关系，从治国理政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高明的智慧。

　　王东林认为，古人说孝，“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其实并非仅止于道德说教，王东林说，“古人的价值观为什么不空？就在这里。是制度让它变得不空的。一定的制度就是一定的观念的具体化、条文化、规则化。”

　　孔子说：“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孙正聿认为，这句话还可以颠倒过来说，“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这两句话恰好表明了中国古人高超的制度伦理。我有正确的理想信念，我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我能做坏事但我不做，我手中有权但我不谋取私利，我手中有钱但我不奢侈，我知道潜规则但我不随波逐流，这就是 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我不是没有这个能力，我手中啥都有，但是我就是把自己当个人，我尊重自己我啥都不去做。没有这一点，仅仅有制度是不够的。”孙正聿说，“但是反过来，仅仅有这一点，没有制度也不行。

　　所以还要颠倒过来讲， 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前面说的是人可以自己管理自己，叫不想腐；后面说的是制度管人，叫不敢腐，不易腐。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

　　以史为镜 鉴往知来

　　从先秦以来，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很关注长治久安的问题，都有一些深入的研究，积淀了丰富的智慧。“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为后人修身治国提供借鉴，同样有着悠久的传统。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宋镇豪是研究先秦史和甲骨文的专家。他介绍说，现在存世的甲骨文中有很多记载都反映了古人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反映了我们祖先对历史经验教训的高度重视。这些记载可以跟《尚书》等古文献相印证，都是我们研究先秦史的重要文献。

　　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葛剑雄认为，历史的经验很重要，但是总结历史经验不是简单的模仿，简单的类比，要吸取它的精神实质，为今天治国理政所用。“现在我们在这方面搞的一些研究还都是浅层次的。”葛剑雄说，古人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历代都组织修史，民间也有学者参与其中。古人研究历史，非常重视史实的考据，以编写“信史”为最高标准。在此基础上，新的朝代都要进行制度的更化，成功的就继承，失败的就更张。“现在研究廉政方面的历史，也要吸收这些经验，一定要弄清史实，这样才能总结出有价值的教训。”葛剑雄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学者搞一些专业的历史研究，“早些年王春瑜主持编写的《中国反贪史》就很谨严，对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总结得都很到位。”（记者 毛东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