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日报]袁振英执教国立山东大学

　　□　张洪刚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八大创始人之一、中国近代戏剧理论研究的拓荒者——袁振英先生，上世纪30年代曾任教于国立山东大学外国文学系，在山东大学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印记。

　　袁振英是怎样到当时在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的，在山大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让我们循着袁振英的足迹，走进青岛，品味他与山东大学的历史渊源。

　　校长赵太侔广揽人才

　　“红瓦绿树，碧海蓝天，不寒不暑，可舟可楫”的青岛，宜人的气候、旖旎的风光是文人墨客的向往。上世纪30年代的青岛，迎来了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1932年春，山东大学的前身国立青岛大学，发生全校性的罢课、罢考和驱逐校长、驱逐教授事件。教育部指令国立青岛大学进行“甄别”整理，同意原校长杨振声辞职，任命赵太侔为校长，并将国立青岛大学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

　　赵太侔出任校长之后，进行了一些符合当时实际的变动，他在继续坚持杨振声提出的“兼容并包，学术民主”的办学方针的基础上，对学校的各方面建设都提出了自己的思路，并克服种种困难予以实施。

　　赵太侔认为，办好大学，教师的力量和科学水平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他在原有基础上，“遵循仿效”前任校长杨振声治校成规，更加重视广聘专家学者，充实教师阵容，致使国立山东大学成立之初，就形成了阵容整齐、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

　　赵太侔有一个小本子，记录着各门学科的优秀人才，在掌握情况、了解动态后，他亲自出面聘请，或者托人代请。这一时期，山东大学聘请的教师有50多人，可以说每个人都是有学问、有专长、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其中就有他的北京大学同学袁振英。

　　袁振英与赵太侔

　　赵太侔与袁振英是北京大学同窗好友，1915年他们同时进入北京大学文本科英文学门(西洋文学系)就学，在大学期间共同组织了“实社”，宣传研究无政府主义，并出版了《实社自由录》。

　　袁振英和赵太侔都是无政府主义信仰者，彼此心照不宣、志趣相投很谈得来。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他俩入学后很快投入到了新文化运动中，在这个思想风暴的中心迅速成长起来。

　　据《袁振英传》记载:北大当时的学风太坏了，胡仁源为校长。学生只知道到八大胡同逛窑子、打茶围、搓麻雀、捧女伶、逛中央公园等，以为不应酬，将来便没有出路了。

　　性情刚直的袁振英对这种现象极为看不惯。他便与赵太侔、黄凌霜、区声白、竟成等组织了“实社”，宣传研究无政府主义，并出版了《实社自由录》。《实社自由录》共出版两集，第一集出版于1917年7月，第二集出版于1918年5月，均由郑佩刚在上海印刷，赵太侔、袁振英、黄凌霜、竟成、区声白、华林等为主要撰稿人。1917年，蔡元培聘请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遂赴北大任教，《新青年》也随之迁至北京。在蔡元培的影响下，无政府主义一时在北京大学颇为活跃。

　　赵太侔和袁振英在北京大学认真学习了英国文学、英国文学史、英国史、西国文学史、文学概论等英文学门规定的课程，于1918年夏季毕业。毕业后，赵太侔回济南任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教师，不久，他又考取公费留学赴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专攻戏剧。1925年回国后，先后担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教授、中央学术院学务委员和国民党青年部秘书、湖北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宁汉合流的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秘书长等职。1928年，任山东大学筹建委员会常务委员，1929年6月任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一年后，任教务长。

　　袁振英毕业后赴广东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后到菲律宾当教员。1920年2月回到香港，任香港《晨报》兼广州《新民国报》编辑。1920年8月参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月22日，与俞秀松、施存统等八人发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9月1日应陈独秀邀请参与编辑《新青年》，担任“俄罗斯研究”专栏主编，另外还参与共产党纲领草案的讨论，并在上海外国语学社教英文。同年底，随陈独秀到广州，任陈独秀和吴廷康的粤语翻译。1921年1月，出任广东省第一中学(今广州广雅中学)校长，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为该组织成员之一。《新青年》迁至广州后，继续负责该刊“俄罗斯研究”的编辑和撰稿。1921年8月前往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习，从此离开了党组织。1924年9月回国后，先后在广州中山大学、武汉中央军校、暨南大学等学校任职。

　　袁振英在山大

　　1932年春，赵太侔上任国立山东大学校长后，通过多方打听得知袁振英在上海任国立暨南大学教授，随即给袁振英写信，并寄去了国立山东大学的聘书。袁振英接到聘书后，于同年9月到达青岛，开始任教于国立山东大学外国文学系。这是赵太侔与袁振英在北京大学毕业14年后第一次见面，昔日的同窗好友，又成了同事。

　　1932年9月6日下午，赵太侔主持召开国立山东大学教职员工作会议，共商学校教学工作，袁振英参加了本次会议。据《万年山中日记》第三册记载，参加本次会议的外国文学系教师有梁实秋、杨宗瀚、郑成坤、袁振英、赵少侯、谭纫就6人。

　　时任外国文学系教授兼主任的是现代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梁实秋。他1930年7月到校，在外国文学系主讲“英文”、“欧洲文学史”、“戏剧入门”、“英国文学史”、“莎士比亚”、“文艺批判”等课程，还担任了其他系的公共英语课。

　　当时的外国文学系只有一个英国文学专业。除了本系课程以外，还承担全校的公共英文以及法、德、日等第二外国语的教学。学生有1930级44人、1931级53人、1932级32人，共计129人。据当时的一些学生回忆，学校大多数教授工作勤奋，态度诚恳，诲人不倦，教学质量甚好。袁振英在外国文学系主讲英文课程，他拥有留洋经历，学识渊博，中、英、法文造诣都很深厚，再加上他讲课内容充实，分析深刻，富有时代气息，深受学生的欢迎。正如《袁振英的坦白书》中所说:“一生都是喜欢教书”。

　　1933年11月，袁振英离开了青岛，结束了国立山东大学外国文学系的从教生涯。袁振英离开国立山东大学的原因，据其在《发掘我的无治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底根源》这样写道:“我在青岛大学，蒋匪密电我到庐山，担任南昌航空委员编译科长。我反对做蒋匪的走狗，所以弃职潜逃，回到勷勤大学去，担任文理法商四个学院的功课，一壁到抗战为止。”至于密电的详细内容已不得而知，就这样袁振英接到蒋介石的密电后离开了青岛。

　　据国立山东大学教职员名录记载:袁振英，39岁，籍贯广东东莞，1932年9月到校，1933年11月离校。至此，袁振英在国立山东大学工作了14个月。

　　袁振英离开青岛后，先后还在广东省立勷勤大学、香港华南汽车工程学校、广东大学、江南汽车工程学校、崇焕中学等学校任职。著有《易卜生社会哲学》、《性的危机》、《近代婚姻与家庭的改造》等著作。建国后，在周恩来的帮助下，袁振英在广东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广东省文史馆工作。1979年1月去世。

　　今年的7月14日，是袁振英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笔者查阅了山东大学的有关文献和档案，就有限的资料集成了这篇小文，以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