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们在西安碑林中看到的这块充塞着浩然正气的《官箴碑》，同样是用与其碑文极为匹配的铁骨铮铮的颜楷书写，通碑聚焦着的“公”、“廉”二字，向世人宣扬着一种富有张力的正能量。它像清廉官吏向同事和百姓的公开宣言，又像是公之于众请他人监督的清官自白，其浩然正气，充斥于石碑之外，充盈于宇宙之间，一如文天祥的《正气歌》，又似古人对廉吏的赞颂词。
这块凛然正气的石碑背后，也同样有着一系列凛然正气的故事。这段文字出自明代山东巡抚之笔下，在明清两朝，它曾是两任泰安知州（府）和一个三代为高官的名门望族的传世座右铭；在现代，它曾被当时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朱镕基总理在1993年的全国分行行长反腐败工作会议上引用；在学术界，它曾受到过史学家周谷城先生的高度关注；在政界，此碑文的微型复印件被整齐地压放在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领导及秘书的办公桌玻璃板下。
这块碑最早出自山东。据考证，《官箴碑》是明代山东巡抚年恭定（名富）撰文并勒石的，从下文中泰安知州顾静祥后来的跋语中可以判断，年恭定当时撰此碑文的目的，是为了警示当时在山东做官的人。明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八月，山东泰安知州、贞庵主人顾景祥题跋重刊立碑，并加跋语曰:“右箴言，简而意甚周。昔年恭定抚治东藩时，尝刊行以儆有位者，今贞庵主人乃重刊以自儆。时弘治辛酉（1501）秋八月也。”这也成为最早的《官箴碑》泰安本。从此，这块碑有了用于自儆的座右铭意义。明嘉靖三年（1521），曲阜郭允礼任河北省无极知县，也曾用颜体楷书书写过此箴以昭士民。这是此碑第一次流传到山东省之外。
后来的故事，则是发生在清代素有“一门三世四节钺（督抚），五部十省八花翎”之称的连平颜氏家族中。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正月下旬，时任泰安知府的颜希深（1729-1780）从旧科房的残壁中发现了顾景祥重刊的石碑，经再刊并跋，立碑于府衙西厢房内。
嘉庆十九年（1814）七月，颜希深之子颜检（1756-1832）做山东盐政时，收到了泰安令汪汝弼寄来的泰安《官箴碑》石刻拓本，嘉庆二十年（1815）仲秋，时任浙江巡抚的颜检，依照此拓本，重刊并再跋，刻碑于杭州治所大厅的墙壁上。这样，《官箴碑》在山东省外的传播，除河北之外，又扩大到了浙江。
该碑铭传到陕西西安，则是道光二年（1822）以后的事。嘉庆十九年（1814），颜检之子颜伯焘（1792-1855）考取翰林，省亲去浙江时，颜检拿出先祖的箴词对他说:“你已入官场，应知做官之理。这既是先人的格言，实也是我家的祖训。”道光二年（1822），颜伯焘授延榆绥道，颜检又嘱咐他在外做官要随时以箴词自勉。颜伯焘携箴词赴任后，同事争相索取《官箴》手本。苦于当地缺乏雕刻工匠，两年后（1824）颜伯焘将写好的跋文，连同父传《官箴碑》拓本寄给长安知府张聪贤，请其按旧碑拓本重新刻石并立于西安碑林，以便广泛传播。道光四年（1824）十月，张聪贤刻石立碑并再跋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西安碑林中看到的《官箴碑》石刻和五篇跋文（顾景祥跋、颜希深跋、颜检跋、颜伯焘跋、张聪贤跋）的来历。
一块被传承了几百年的石碑本身，其廉政价值已经极高了。然而碑铭更大的意义，绝不限于几块被传刻的石碑，因为从连平颜氏家族的“一门三世四节钺（督抚），五部十省八花翎”的为官经历看，他们的足迹可谓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除石碑的传刻之外，这种廉政风气的言传身教所产生的正面影响，更应该远远大于上述被传刻的石碑。
几百年来，一块源自山东，流传于河北、浙江，直到进入西安碑林的《官箴碑》，其强调“公”与“廉”的为官理念，被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为官者从西安碑林带到了四面八方。如今，泰安等处的《官箴》刻石多已亡佚，惟刻于西安碑林者岿然独存，在反腐倡廉的今天，这数句令人奋发向上的警世之言，仍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副院长，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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