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75年，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大学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美国历史学家与今日世界：责任与机遇》是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刘易斯?汉克为筹备和迎接这次大会所做的专题演讲。这篇演说最初发表在1974年12月28日芝加哥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刊登于次年的《美国历史评论》第1期。

　　汉克的文章开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次活动（指举办旧金山史学大会）及其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的有益的目的是什么？”他从服务于文明对话的功能和加强美国的世界史教学与研究两个方面进行了解读。汉克说：“当今世界尽管有许多不同的文化，但它们都因为科技进步而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需要汲取萨哈冈的经验，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我们通过对话和理解与其他文化建立联系。”他多次把大会称为“伟大的事件”，希望以举办大会为契机，加强美国关于世界各地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并且乐观地预言：“毫无疑问，这次人类的伟大会议将影响国内和世界的历史研究与教学，将强化外国和异民族历史研究业已取得的坚固基础，同时也将通过真实而有效地书写历史来继续帮助美国人理解我们的现在和未来。”

　　汉克的讲话发表于整整40年前，但他提出的问题对于明年举办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中国学术界却有着直接的价值。我们需要借助史学大会的平台，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和中国史学所取得的成就，并且积极与其他文明展开对话。同样，中国学术界也亟待深化对多样性的世界文化的研究，以高水平的国际性成果充实中国文化大国的内涵。这方面，我们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世界上国家之间的交往由来已久，也承认了彼此之间的某些责任。那么，历史学家呢？随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第一次在美国召开的日子日益迫近，美国历史协会的成员们越来越多地在思考这个问题。自1900年起，一些美国历史学家参加了在欧洲举办的历届大会，而本次大会预计会吸引几千名历史学家在1975年8月汇集于旧金山，其中的大多数是美国人。与会者将聆听或阅读有关“史学宏大主题”的学术论文，当然也不乏各个主题下的大量小话题。他们将参加各类招待会，并且享受北加利福尼亚独具魅力的秀美风光。有人也许会问，这次活动及其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的有益目的是什么？

　　我的答案很简单。除非发起方能在实质上发生变化，除非国际组织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否则史学大会不可能充分满足时代的需要，我们也不能期待它能实现这一点。对美国历史协会而言，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加强在美国国内关于世界各地历史的教学和研究，需要承认国外历史研究日益增长的重要性，需要在国际视野下运用各种可行的方法发展历史学家的业务关系。为了迎接这个挑战，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这个主要是西方的组织必须从各个特定的方面来审视其传统的运作方式，这些都将在下文提到。

　　对于了解大会遭遇的政治问题的人们而言，对于各地大部分只关心本国历史的史学家而言，上述的内容似乎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建议。康纳·克鲁斯·奥布莱恩写道：

　　多数历史只是民族的历史：它们由某个特定的民族或国家产生，并以能被他们接受的形式书写。历史学家同其他人一样，倾向于认同一个共同体，而这未必是他们出生的地方。对于现代的历史学家而言，这种认同很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工作、事业、地位和受众的特性，甚至与这些特性发生相互作用。他们通常在大会上提出，建议视这些有条件的因素为无物，或可以被忽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切实强调这些因素，但也仅仅视之为资产阶级史学家的局限而已。

　　如果这些都是真的，或部分是真实的，那么，美国人为什么应该关心其他民族的历史和他们的史学家呢？

　　在历史书写时，所谓“西方世界”的规模巨大且种类庞杂的成员最好应该通过衡量发现美洲的重要性开始审视这些问题。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已经着重指出西方世界的独特性之一就是它的“历史意识”，并且历史只有到了近代才形成了它现在的主题。但他和很多人都忽视了伊比利亚人的影响，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疏漏，因为自1492年以来的历史发展中，在所有欧洲国家中，至少从纪年上讲，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样，都活跃在最前线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历史学家应该感谢西班牙人在历史上热心的海外探索，尽管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广泛的海外活动终有一天会受到后人的详细研究。哥伦布开启了有关美洲历史写作的实践，很多人效仿他，因为对美洲的征服刺激了他们的想象力，以至于他们都认为这是自基督诞生以来最伟大的事件。在西班牙征服者探索了广大的陆地和海洋的时候，在传教士试图归化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的时候，他们搜集历史材料并编纂了众多的编年史。与金银不同，这些丰富的文件资料构成了来自西印度的另一种财富，它以其丰富性使历史学家兴奋，也因卷帙浩繁使历史学家沮丧，因为每一支自西属美洲出发的舰队都会在归乡途中携带三十或四十箱文件资料。为了方便研究西印度群岛，西印度事务委员会通常会将这些资料仔细地编入索引。

　　自1535年抵达墨西哥的总督安东尼奥·门多萨起，西班牙的主要官员都表现出对历史的强烈兴趣，因为门多萨想了解“蒙特祖玛宫殿中讲述的古代墨西哥人迁移的年代记、象形文字和图案”。此外，很多其他总督都委托他人完成历史作品，或自主地接受西班牙人关于美洲主题的作品中的历史。16世纪70年代，总督弗朗西斯科?托莱多组织了一场有关印加历史的研究，目的是证明西班牙的主张，即西班牙的征服不仅遵循正义的原则，而且事实上它还将印第安人从残暴的、不公正的印加人统治中解放出来。这引起了争论。但即便是这样一位坚定的官员也对他在秘鲁的所见感触颇深，因此他建议在西班牙建立一所博物馆，以研究美洲的“印第安艺术和风物”。

　　教会希望他们传教的成就能被记录下来。1524年，第一批方济各会教士到达美洲并创造了自己的劳绩，他们被称为“十二门徒”。遵循此例，1536年，墨西哥城的方济各会建议由他们中的一员来撰写西班牙征服者到来前的印第安人历史。西班牙遣往美洲的这些传教士颇具奉献精神，他们坚信对美洲的发现与征服不仅提供了将福音传给印第安人的机会，而且部分人还认为这预示着旧世界的加速终结和新的千年王国的到来。尽管传统的教会在欧洲被摧毁，或至少遭到了路德的严重挑战，传教士们仍下定决心要在美洲建立一个全新的、更有力的教会。此事刻不容缓。由于当地语言繁杂，能被划分成几百种方言，且迥异于欧洲语言的发音和词法，早期的传教士只能通过和印第安儿童玩耍来学习纳瓦特语，以期获得有用的短语。尽管因只能掌握几个单词而感到沮丧，但又不愿印第安人的灵魂因自己的无知而在地狱受苦，一些早期传教士怀着宗教热情能够弥补语言缺陷的希望，用拉丁语或西班牙语向印第安人传教。

　　随着统治的深入，随着腓力二世逐渐支配了遥远的西班牙帝国的统治体系，就出现了一个新要求——需要一部完整而充分地反映西班牙人成就的历史。1570年左右，为了便于治理，西印度事务委员会决定成立一个档案馆，这个档案馆包括有关过往法律和历史事件的现成信息，他们还需要一个囊括当代报告的机构和一名官方史学家。于是，历史编纂学的一个决定性的新纪元就到来了。一份详细的问卷随即被设计出来，并且美洲的每一个总督都被要求用自己统治地区的有关历史、民族、气候和地理的详细数据来回答。这份问卷在1569年仍然很简单，但迅速发展到50个条目。因为官员们似乎没有得到足够的信息，它最终扩充成包含350个问题的印刷问卷。对于帝国境内偏远地区的不堪重负的总督而言，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1573年，第一位官方史学家被任命，而自1578年开始，指令会被定期发送给美洲主要的王室代表，向他们索要有关历史手稿的档案，并且要求他们将原始的或真实可信的复本派送给西印度事务委员会，从而确保能够撰写一部真实的、综合的印第安人历史。这个委员会对历史学家的习惯有着务实的了解，因为它颁布了法令，规定被任命者除非完成规定的文本，否则将无法获得他们工资的最后四分之一。这一做法持续了大约250年，直到美洲独立前夕为止，西班牙都在源源不断地发布关于资料和历史的指令。

　　什么是真实的历史？这个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争议。费迪南?科尔特斯[ ]手下的一名步军士兵——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根据他的见闻完成了一部作品《征服新西班牙信史》，这本书现在已经是地理大发现时期的一部经典了。有关西班牙统治的正义性和西班牙社会中印第安人地位的激烈而持久的讨论，产生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持续吸引着历史学家。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今天的这些争论，因为1974年见证了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 ]诞辰500周年纪念会。卡萨斯是印第安人中最知名的捍卫者，并且他一直质疑西班牙统治的正义性。我关于卡萨斯思想的著作最近出版了，由于有难度，在此我不去分析他在美洲历史写作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他坚持认为，美洲的印第安人不应该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而被视为天生的奴隶，相反，应该通过平和的方法说服他们接受基督的信仰。为了证明印第安人不是半人半兽，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自由不能根据西班牙征服者的意愿被随便占有，拉斯?卡萨斯完成了他的巨著《对印第安人的简明辩护史》。在这本书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以同情的立场比较了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以及其他的古代民族，认为印第安人是杰出的理性主义者，事实上他们能够实现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美好人生的每一点。

　　拉斯·卡萨斯的主要观点是反对那些认为印第安人是落后民族的看法，这一点使得他被认为是伟大部落的重要成员，而这个部落被誉为“完美人类”，这也许能用他自己的话来做最好的总结：

　　人类是一个整体，从创造性和所有的天性看，所有人都是相似的，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文明的。因此，我们所有人起初都必须接受前人的指导和帮助。野蛮的民族可以被比作未经耕种的、容易长杂草和荆棘的土壤，但他们具有美好的天性，只要经过劳作和耕种，他们就可能茁壮成长，并结出有益的果实。

　　我们如今可以看到这场大争论的开始，在这场争论中，威廉?肖克莱和亚瑟?詹森认为黑人生来就有基因上的缺陷，这些缺陷限制了他们智力的发展，妨碍了他们同白种人竞争的努力。

　　欧洲人与被征服的土著人间关系的历史是详尽而丰富的。印第安人喜爱留长发，这就冒犯了习俗上喜留短发的西班牙人。此外，西班牙人认为长发是肮脏的，印第安妇女通常和编织着头发的男人共眠，这就冒犯了基督教伦理。在16世纪的马尼拉，一个热情的主教是如此反对归化的中国人留辫子，以至于需要西印度事务委员会发出命令以阻止他下令剪掉中国人的辫子。不仅如此，主教和他的传教士还被命令要像培植新的、脆弱的植物一样，谨慎、聪明、友好、温和地对待中国人。17世纪，菲律宾的耶稣会教士公然抨击喝热巧克力的习惯；在墨西哥，他们说这种习惯由于唤起了激情，是对纯洁的一种威胁。然而到了17世纪末，这种有营养的饮品已经成为西班牙和西印度耶稣会教士餐桌上的标准早餐食物了。

　　但印第安人有一种习俗并没有被接受——那就是阿兹特克人的活人献祭。卡萨斯撰写了西方世界与印第安文化戏剧性相遇的历史，他认为人祭行为应该根据印第安人自己的历史和信条去理解。但他同时代的人都不支持他关于人祭行为的看法，他们认为这种行为激起了僧俗两界的抗议。拉斯?卡萨斯认为，在这些可怕的、血腥的仪式之下隐藏着美好的宗教奉献精神，这种精神可以被引向更高的目标并服务于唯一的真神。

　　随着统治的深入，随着西班牙西印度事务委员会的档案开始充实起来，西班牙征服者越来越关注印第安人和他们的文化。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他们给其统治者缴纳何种税金？为了得到真正的信仰，哪些宗教观念是被他们根除的呢？他们先前的习俗是否表明他们有能力文明化并成为基督徒呢？尽管教会作家十分关注西班牙统治宗教方面的内容，但事实上他们也进行了全面的审视：他们写到了艺术、烹饪、儿童教育、疾病、死亡和许多他们感兴趣的其他主题。

　　印第安人文化史研究中最伟大的个人是方济各会教士贝尔纳迪诺?德?萨哈冈。作为墨西哥最早的传教士之一，他并不满意与儿童玩耍这种学习方法，他几乎是立刻就开始学习纳瓦特语，并搜集与印第安人历史有关的材料。1547年，他的上级命令他致力于历史研究，他也借此机会在接下来的十年内继续自己的调查研究。1558年，在对阿兹特克文化的大规模、系统化研究下，在他几个懂拉丁语的、说西班牙语的印第安门生的协助下，他开始研究墨西哥城附近的泰普帕尔科。萨哈冈记录下了广泛的类别清单——这些类别在今天被称为文化要素，他希望从中获取有用的信息。他还召集了十几个被公认为学识渊博的老人来帮忙。1558-1559年，萨哈冈和他的研究助手们亲自询问这些被调查者；这是在美洲进行的第一个口述历史项目。在印第安人助手的协助下，这些老人通过完成配有文字说明的图纸和绘画来说明他们的答案。这些可视的材料成为史料中重要的一部分。

　　在和泰普帕尔科的老人们和年轻的印第安助手讨论了两年之后，萨哈冈来到了位于圣地亚哥特拉特洛尔科的另一个中心，来检验他此前的发现，因为他对史学家几乎没人相信他掌握了完整、精确的资源表现出根本的质疑。接下来，在1560-1561年的两年时间里，他在一群新的被调查者的帮助下，重估和修订了自己的材料。他又花了三年多时间重新编辑整个手稿——这份手稿至今仍保存在纳瓦特——并将其修订整理成十二本书，每本书又被分成若干章节，而每个章节再分为若干段落。

　　最终展现出来的是精心整理的大量文本，并且配有1850幅插图，这些插图展现了印第安人记忆中的古代墨西哥人的精神和物质生活。这显然和大西洋彼岸的著述大不相同，当时欧洲人的记载是对遥远地方人们的虚假描述，而萨哈冈的著作则是一份口述作品的卓越汇总，它展示了处于最伟大时候的阿兹特克人的精神和生活，这些口述作品是民族志最好的资料来源之一。当其他西班牙征服者在狂热地摧毁印第安文化时，萨哈冈却在有条不紊地搜集有关阿兹特克人多神教功能、仪式、传说和习俗的材料，在搜集阿兹特克人在天文学、占星术、历法和时间计算方面的信息，这些对阿兹特克人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萨哈冈还涉及到他们的迷信、修辞学、哲学、死亡观念，对众神的颂歌以及对太阳、月亮、星辰、风的赞美诗。古代的统治者同商人、法官一样，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儿童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得到了研究，其他很多方面的信息也同样被给予了关注，包括植物学、动物学、墨西哥的植物和动物生活、矿物学、农业、蔬菜的耕种和保存、雕塑、绘画、金属熔炼、珠宝商的贸易、房屋建筑、家畜的饲养与照料、道路修建和寺庙建筑。最后一本书描述了被征服者眼中的墨西哥被征服的过程。

　　萨哈冈的目的很明确：学习有关印第安语言和文化的一切内容，来帮助他和其他传教士的归化工作。印第安人会因为仪式原因而采用一些方法使自己极度兴奋。萨哈冈搜集了这方面的相关描述，因为他主张，传教士必须了解印第安人的一切原罪以纠正他们，就像医生一定要研究疾病一样。

　　在与各种障碍和冷漠的多年斗争中，萨哈冈逐渐沉醉于对印第安文化的研究，以至于他对其日益感兴趣，被印第安文化自身所吸引。他甚至担心，与欧洲文明的接触会使得这种本土文化消失或不再纯正。萨哈冈的工作具有奉献精神和紧迫性。最后，1577年，一份来自王室的命令要求总督昂里凯?马丁内斯为西印度事务委员会汇总齐全萨哈冈所有的手稿。正因为这个命令，纳瓦特的文本最终被翻译成西班牙语并被提交给西印度事务委员会。

　　萨哈冈于1590年逝世，并且没有看到自己伟大著述的任何一个章节出版。直到最近几年，在散布于佛罗伦萨、马德里和墨西哥城图书馆中的大量手稿的基础上，纳瓦特语和西班牙语文本的完整出版才成为可能。在所有的语种中，完整的纳尔特语文本的首次翻译最近才刚刚完成，是由查尔斯?E.迪波尔和亚瑟?J.O.安德森经过35年努力才完成的。他们的英文版本《新西班牙通史》传递了和原著一样的主旨。美国学术事业的这项杰出工作，有着详细的脚注，并以欧洲和墨西哥学者以及其他编辑的大量研究为基础。该书将会使英语世界赞赏历史研究的基础工作之一——一个文化中的学者如何研究异文化。

　　我们必须承认，萨哈冈是16世纪美洲最复杂的西班牙征服者之一。他是一个强国的一员，这个国家的人民都坚信他们是上帝为了自己目的而被挑选出来的，这种信仰就像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清教徒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一样坚定。萨哈冈是有史以来最好战的教会国家之一的一员。在那个时代，几乎没有人会对自己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表现出尊重。在他们看来，萨哈冈耗费了多年努力切实地去理解古代墨西哥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一个16世纪的欧洲人而言，萨哈冈的成就尤为卓越，因为没有一个其他的殖民国家产生过类似的人物。

　　萨哈冈的著作，以及其他研究印第安文化与西班牙在美洲成就的西班牙人的作品，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分析和理解。也许到1992年，在纪念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横跨大西洋航行500周年的时候（西班牙政府还指派专门委员会筹备这次活动），我们将会对这些作品做充分的检验，从而帮助我们建立现代历史研究的基础。在这项工作应该出现的众多人物中，萨哈冈不仅将会被视为“历史的荣光”，而且他的作品会对今天的我们具有重要意义。就像墨西哥大学的米格尔?莱昂?波蒂利亚强调的，萨哈冈最大的成就就是找到了一种在异文化中寻找整个人类共同因素的方法。莱昂?波蒂利亚总结到，当今世界尽管有许多不同的文化，但它们都因为科技进步而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需要汲取德萨哈冈的经验，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我们通过对话和理解与其他文化建立联系。

　　和工作时的萨哈冈有着惊人的相似性，20世纪的一些历史学家也会研究其他文化。这是为什么呢？尽管很多历史学家偶尔会试图发展国际学术联系，但为何他们最终仍然只是研究本国历史呢？

　　有关历史学家建立某种国际共同体的努力，只有一些零碎的作品出版了，正如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 ]所说：“很多历史学家发现，对于任何事物来说，具有历史意识很容易，但历史学除外。”从美国人的观点来看，理解史学大会发展最好的一个材料就是约翰?富兰克林?詹姆森的报道。他是美国历史协会创始人中的巨匠。自1900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以来，他的报道就一直在叙述史学家们的活动。1913年,当詹姆森出席在伦敦举办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时，欧洲史学家对美国历史的忽视和另眼看待深深刺痛了他。他的报告提到，英国没有一个人“对美国历史真正感兴趣”。大会上，其他欧洲史学家也没有对美国发生的事情表现出丝毫兴趣。到1915年，詹姆森担心一战会产生这样一种情况，“很长一段时间内，各国历史学家很难以和谐的精神走到一起”，他充分相信，在过去400年间，人类主要由大国组织起来，“历史学国际化的努力只有一个相当局限的未来”。他并不期望欧洲史学家会倾力配合。

　　尽管詹姆森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大学之外度过的，但他认为大学是开展历史学活动的基础。1919年，他支持了在伦敦大学设立美国史教授职位的计划。他也赞同在1923年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增设美国史专题会议的建议；事实上，他以沙文主义的激情写道，“美国历史存在于你我之间，它今后应当成为人类的首要研究对象”。1923年，布鲁塞尔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并没有准备进行单独设立美国史专题会议如此激进的一步，只是尝试着增设了“美洲大陆史”的分组会议。这也许反映了，欧洲人并不情愿安排任何他们认为狭隘的主题，如美国史，也不愿讨论他们没有准备的题目。在分组会议上分发的杂乱无章的学术论文一定使出席会议的少数美国人相信，欧洲学者对美国历史知之甚少且缺乏兴趣。

　　在其他方面，美国人同样敏感。1922年，哈斯金斯在就职演说中叙述了美国人对欧洲史学的贡献，似乎要确保每个人都理解美国人在这方面做出了多少贡献。他劝诫美国人不要满足于经由欧洲学者包装过的二手历史，坚持美国历史学家要“充分而直接地参与到当代历史活动的各个阶段”。他宣称，这个问题关系到“美国学术界的未来，关系到美国学术界的尊严、独立性和创造力”。

　　即便詹姆森非常渴望美国史能在史学大会上得到适当的认可，但他首先下定决心要让史学大会对史学家和历史产生一些有益的深远影响，让史学大会将历史学家聚集起来并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工作。1926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它成立了执行局来确保委员会的持续性和领导力，它的目的在于发展得到国际支持的项目。但只有《国际史学书目》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不过这只是个不稳定的存在。詹姆森的论述仍然具有一定的正确性，“史学大会不仅提供了阅读大量学术论文和社会性交流的机会，还推动了历史科学的进程”。

　　历史学家散布在世界各地，他们用不同的方法研究历史，生活在不同政府的统治下，只有一小部分能参加每五年一届的史学大会，那么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我的个人观点是，在一些基本政策的基础上，我们应该鼓励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丰富每两次史学大会之间的活动，这些基本政策如下：

　　首先，档案应当开放。1968年，第六届国际档案委员会的会议通过了有关这个主题的具有深远影响的一系列决议。它号召所有国家的档案管理部门重审本国对档案使用权的控制，并建议官方取消其中不公正的限制。它进一步建议，“对本国和外国学者的平等待遇原则应当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和落实”。历史学家当然都想尽可能多地占有史料，而国际压力也许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方法之一。因此，历史学家难道不应该同档案管理员一起为实现这些有价值的目标而努力吗？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被期望能够出台一些处理这些抱怨的政策，这也许需要与档案管理员的合作。美国历史协会和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图书馆诉讼之争的经验表明，这也许仍是一个沉重的责任。除非有专门进行调查和补偿损失的机构，否则有关档案公共使用权的公告并不具有太大的价值。

　　其次，历史学家应该被鼓励在国外进行研究和教学。詹姆森也有这样的想法。他建议，英国的历史学教授可以被邀请出席和参加美国历史协会的年会，也可邀请他们在美国的大学教学。他曾经成功地得到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支持。在此基础上，很多英国大学的杰出历史学家都参加了1924年12月的年会。后来，许多学者前往美国的大学拜访他们的同仁和举行讲座。为什么一些类似的安排就不能借鉴到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每次大会中呢？举个例子，如果在出席旧金山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外国史学家中，能有五十个甚至更多人在会议前后进行一个季度或半年的教学工作，那对于我们的学生和教员而言是多么可贵啊。这些历史学家在我们校园里教学的经验将加深他们对美国生活的理解，也会造就各种类型的历史学家。这种历史学家和合适机构的相结合可能需要重要的管理学专门知识，但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再次，历史教学应该得到持续的关注。一战后，对教科书的分析吸引了一些注意，这是为了消除普遍存在的偏见和民族主义成见。但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似乎并没有考虑将历史教学的提升作为其工作内容的一个基础部分。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对教科书写作中民族主义和其他偏见的修正，应该成为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历史学家们一个显而易见且自然而然的目标。但是对历史教学的关注不应该局限于教科书中始终存在的真实性和平衡性问题。对我们而言，和其他国家的同仁交流教学的想法和经验，从而改善本国历史和其他文化历史的教学，不也是同样重要的吗？这项基础工作最好在小学和中学进行，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开展一些具体项目，以资助这个层面的教师在海外生活和教学的活动。这确实是一项庞大且复杂的事业，美国历史协会至今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参与其中，但我们相应的教学委员会在未来会非常有帮助。

　　除了继续开展拓宽资料来源、历史学家交流和历史教学的活动外，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还应该重新审视其大会开展的计划和组织，要有比五年一次的奢华聚首更好的方法来促进历史学家之间的相互理解。

　　国际历史学家联合的运动是在本世纪初的几十年间由一小群欧洲和美国史学家发起的。在当今我们对国际历史学家联合的热切期望中，我们一定不能忘记或低估这些先驱们的努力，正是他们才使得如今五年一次的大会有了举办的可能。我们同样不能忘记大部分的国际活动总是发展得相当缓慢，而且经常充斥着失望和挫折。但要建立一个更加庞大且可靠的国际历史学家之间的联系架构还任重道远。让我们一起期待：等到1984年，美国历史协会度过它的第一个百年的时候，至少这种新架构的基础已经被奠定。等这种架构真正实现时，所有的历史学家，不论其国籍如何，都将大受裨益。

　　如果詹姆森可以拜访今天的我们的话，他一定会非常高兴地看到，在英国、欧洲大陆和其他地方的大学、研究所、专门协会中，包括历史在内的美国研究日益发展。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末的不足都源于资金和教员的缺乏，这些都归因于对美国课程的学术效果的政治上的反对或质疑，以及“可以授予美国大学教职的、具有有效任教资质的年轻学者的缺乏”。由于富布莱特项目和各种基金会的支持，美国学术委员会鼓励这些海外研究，这种情况在最近几年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

　　现在的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了。去年夏天，在马萨诸塞大学安姆斯特校区进行研究的日本教师非常惊讶地发现我们的教科书对日本史关注得少之又少，就像心系发展拉丁美洲研究的日本学者谴责拉丁美洲对日本文化的忽视一样。按照詹姆森的思路，外国历史学家在美国史研究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他们可能十分介意我们对他们的忽视。C.范恩?伍德沃德用这样的言辞来谴责一些美国历史学家的狭隘：“美国人的错误很大程度表现在他们寻找历史经验重要性的习惯，表现在他们根据偏见、民主和平等的传奇以及例外论中的美国特色决定因素，来狭隘地评论事物。” 这种短浅的目光可以解释为何美国人如此难以理解他们已经发挥的、超越他们国界的影响的重要性。在经历了南北战争的检验后，大卫?M.波特[ ]就这个话题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他总结到，“美国南北战争对世界历史的重要性，尤其是对民族主义历史，通常都被历史学家忽视了”。

　　自二战以来，外国人对美国历史学所作贡献的数量和质量也许会让我们中的很多人惊讶。美国历史协会将资助这个项目,做注解和编辑文献目录的准备工作。文献目录将清楚地表明，海外对我国历史持续增长的关注不仅有益于詹姆森所担心的那些外国人，而且对我们本国的历史学家也相当有用，因为他们可以从外国历史学家那里学到有关自己领域的一些新东西。一个荷兰作家已经强调过美国和欧洲学术界的不同：“欧洲人的思想和美国人自身的观念不同，和美国国内占支配地位的官方意志冲突，因此它们在美国学术思想界的作用不断减弱，但这些思想在欧洲思想界却是相当盛行。”美国和欧洲在社会史观念上也存在差异，因为不同的价值体系导致不同的观点。根据海外研究的发展，我们应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美国历史不仅仅只对美国历史学家很重要。

　　随着美国历史协会对教学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全国广大地区资助有关各种话题的、长期开展的夏季研讨会和座谈会呢？这些会议将集结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并讨论他们在美国史教学和解释中都感兴趣的内容。国外的参与者可能会多花一个月的时间来拜访美国的同仁，或前往档案室和图书馆。最终，美国和国外的历史学家可能会一同研究美国史的某些方面。如果有一个巴西学者和我国的历史学家一同研究美国种族关系的历史，这难道不令人精神一振吗？

　　自萨哈冈对墨西哥印第安人做的基础工作之后，学者们对外国文化的研究即使到最近也是稀少的。我们的高等教育机构是狭隘的，因为他们认可的大都是以美国和欧洲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题目，而且常常将世界的其他部分视为文明世界之外的偏远地区。这结果就如理查德?D.兰伯特对语言和区域项目的评论一样，“二战前受教育的美国人没有准备好生活在战后的世界，这个世界有很多新建立的独立国家，他们主张自己享有政治主权和文化身份得到尊重的权利”。如今，这种情况已经彻底改变了，因为自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学术委员会和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海外项目得到了积极的、长远的支持，主要来自各类基金会的经费支持。二战导致外国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具有了战略目的。自二战后的发展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仅仅三十年以前，“研究世界上许多地区的美国学者只能挤在一间小屋子里开会，但现在世界上每个地方都有蓬勃发展的学术团体作为代表，这些学术团体的成员研究着个案项目，人数以千计”。纵观我们的学院和大学，我们会发现各类训练良好的区域专家，他们都准备好用自己来之不易的有关其他文化的知识来丰富对学生的教育事业。

　　这些区域专家中有很多是历史学家。现在很少有学生被要求上美国史或西方文明的课程了，所有的历史系都应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鼓励本科生通过广泛的文明史课程来熟悉明显不同于本国文化的其他文化的历史。世界史应该有它的一席之地，尤其是在被威廉?H.麦克尼尔赐予了想象力和专门知识后，但对单个文明的研究同样也有它自己独特的价值。同等的重要性会鼓励历史专业的研究生选择非西方历史中的某个领域来准备他们的会考。现今充实而良好的英文材料使得这成为所有研究生一个重要的、有趣的选择，这种对学生训练的拓展也增加了他们以后成为教师的可能性。此外，这种训练会提升他们处理比较历史学话题的能力。卡尔?N.代格勒关于巴西和美国种族关系的巨大贡献就说明我们可以从一位学者转换研究领域中期待些什么了。

　　50年前，哈斯金斯觉得美国人研究欧洲历史最重要的障碍之一是我们图书馆数量的不足。如今我们不用离开美国，也可能从事有关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有意义的研究，而且在很多领域，我们的图书馆资源是无与伦比的。丰富的藏书量将有益于此。让下面的这些说明来展现可用外国资料的深度和广度吧：1962-1967年，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海外办公室收藏了750万册来自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泊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的出版物。通过这个项目，另有40座图书馆收到了成套的外文出版物，有310座图书馆收到了英文出版物。1965年4月，美国国会图书馆出版的《俄罗斯月度索引》包含了487页用小字写作的页面。

　　美国历史学家另一个可能提升自身世界眼光的方法是在墨西哥城举办年会。我们已经在多伦多聚首两次：为什么不能效仿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和美国其他的专业协会，在墨西哥城尝试一次会议呢？仅是参观墨西哥城的人类学博物馆就是十分有价值的，这就能够体验一下萨哈冈所发起的印第安文化研究。

　　一个潜在的危险必须被指出来。随着我们的学生和教授对其他国家的历史和情况越来越熟悉，我们，尤其是历史学家，是否会对国外发生的不公平现象更加敏感，并因此用我们认为合适的方法尝试去影响他们？西班牙征服者研究印第安人主要是方便向他们传教。美国历史协会会把那些不遵循我们方法的政府和历史学家视为文明的落后者吗？会把他们视为必须通过正式决议进行忠告的对象吗？甚至追随我国领导人，就民权、言论自由等具有爆炸性的话题对他们进行谴责吗？

　　对于这些本质问题，坦率的历史学家都会产生分歧。迄今为止，苏联对国内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处置或引起很多关注，但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的关系持续升温，又将出现其他新的问题。尽管民族优越感能在很多地方被发现，例如现在有些美国人就会认同詹姆森，认为世界需要大量美国历史的灵丹妙药来拯救，但中国是世界上完全独立发展的文明之一。到19世纪40年代，中国政府和教育精英还认为没有必要学习外国语言和文化，并认为所有的非中国人都是野蛮人。少数学习外国知识的人被称为“野蛮人的驯养师”，并遭到他人的厌恶，因为他们从事的是“可憎的、令人不快的工作，就像下水道修理工一样”，这样的态度在一些地区一直持续到19世纪。今天在中国有了不同的正统学说，毛泽东思想被尊奉为绝对真理。显然在中国，我们看到了一个故意的、持续意识形态导向的历史研究，这就像其他国家的某些时段一样，视不同意见为洪水猛兽。

　　美国人生活在一个用法律强调个人权利和言论自由的多元社会，他们会将中国、沙特阿拉伯、苏联和其他地方的文化视为思想控制的产物。来自不同文化的历史学家能够找到共同的立场吗？如果一个人用我们的经验和苏联学者谈论拉丁美洲的历史，那么富有成效的观点交流的可能性就一定不会被夸大。到目前为止，这些交流都是有限的，这是由经济、语言和政治上的差异造成的，但下一代人很可能看到一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和激烈的争论，因为历史学家们都将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上来讨论拉丁美洲。

　　最后一个必须提到的问题：“民族志”的功能。是不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需要民族主义、天性和神话来团结它的人民？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培养自立、自我满足的能力，都要坚信和支持本民族拥有的美好德行和独特品质？也许是这样，如果民族的历史经由民族内外历史学家的观点能保持在一个得体的界限内，它就可能起到积极作用。还有一点也必须得到承认：不是民族内的所有成员都接受占支配地位的本民族的历史解释，而这种民族内部的不同观点会影响本民族之外的历史学家。一个世纪前，日本的教育界领袖接受了美国努力工作和个人主义的教条，“男孩，奋发向上吧”成为安姆斯特分校威廉? 卡拉克传送给日本年轻一代的口号。日本的美国问题专家，如1918年在东京大学开设美国史课程的高木矢崎，都坚信美国基本上是一个“好人组成的好国家”。1945年后的一代日本人就不再如此迷信美国了，他们旨在客观地、冷静地看待美国。一所现在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新学校，“认为日本的早期美国史研究受到了美国学者自身的影响，忽视了美国少数族群的问题，包括黑人、印第安人和移民，这种研究现在需要根本性的改革”。现在的日本教科书不再反映如此简单的意象，也不会像先前的几代人那样将美国简单地总结成“男孩，奋发向上吧”。

　　如果说神话在解释一个民族自己历史的时候是有用的，那么它们被用来解释其他文化的时候就会没那么大的作用和理据。举个例子，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强调了它对共产主义北越的反对，但类似北越的极权专政在其他地方也存在。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已经将这种争论的困境描述得很明白了：“越南的非共产党领袖比共产党人更相信知识自由。……而毫无疑问，知识自由意味着知识的多样性。”我们关注其他民族文化，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否为确保我们对他们文化的理解不是基于站不住脚的神话之上呢？

　　然而，我们可以回答这些问题，我相信我国的历史学家正处在一个转折点，就像1884年成立美国历史协会的那一小群老师和作家。他们的目标是将历史教学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因为他们坚信地方和州的精神应该让位于一个更大的、民族的观念。我们今天的问题在于寻找增强美国历史教学和研究国际内涵的方法。我深信——这也许可以理解成我民族优越感的一个表现——当今没有一个国家比我们有更好的机会尝试去研究其他文化，因为我们不会失去生我、养我的民族之根的关联。像苏格兰人和加泰罗尼亚人这样的少数群体也许有理由给予他们自己历史排他性的关注，从而避免他们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而消失。但毫无疑问，美国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张力，因为我们有经济和政治的力量，因为我们有必要克服，至少也应减少或从其他方向来引导被称为宗教热情的力量。

　　我希望在这项伟大的事业中——它的规模已经到达我从未想象过的地步——组织起来的美国历史学家将扮演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角色。现在美国历史协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拥有更多的项目，面临更多的问题，但也有用更充分的预算。在我们17000名成员间，我们可以发现历史解释、生活方式、语言技巧和文化魅力的惊人的多样性。毫无疑问，这次人类的伟大会议将影响国内和世界的历史研究与教学，将强化外国和异民族历史研究业已取得的坚固基础，同时也将通过对过去的真实、有效描述继续帮助美国人理解我们的现在和未来。当这一天真正来临时，我们也许就达到了詹姆森所期望的两点共识：如果国外史学家不给予美国历史更多的关注，那么当代世界的历史就不能被充分理解；如果美国孤立于世界历史，那么美国历史也不能被充分理解。

　　美国接下来应当做好准备迎接更加艰难的挑战，我们需要开始修正我们有关世界、人类和未来的观点。这些观点都始于地理大发现时代，并且是贝尔纳迪诺?德?萨哈冈展现他研究阿兹特克文化的方法时所提出的。如果美国历史学家能充分认识到他们在当代世界的机遇和责任，他们就能通过教学和研究一直发挥强有力的影响力，就能在不失民族之根的基础上去领悟其他民族的历史。通过对本国和外国历史的同时研究，在致力于理解不同文化共同因素的人群中，历史学家责无旁贷，应当奋斗在最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