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影响，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一度停止活动，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正式联系中断。但中国史学界仍然关注国际史学大会的动态。1940年3月，《史学季刊》第1卷第1期转译了《美国史学新志》杂志对苏黎世第8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报道。1942年6月，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朱谦之在《现代史学》第5卷第1期卷首语中说：“一九三八年第八届国际史学会会议，从所提出各种论文报告之中，已经很明白地告诉我们：现代史学研究的趋势，在努力使研究工作与现代问题及兴趣发生密切之联系，即在较远古之时代研究上亦然。”

　　■1943年3月，全国性的中国史学会终于在重庆成立。早在1929年，北大历史系主任朱希祖的《发起中国史学会的动机和希望》，就是受1928年奥斯陆第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具体刺激”而写成的（桑兵《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会》，《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1937年，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何炳松等再度议筹中国史学会，更是与国际史学会田波烈会长来访和中国参加第8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有着直接的因果。因而1943年中国史学会在重庆成立，明显可以看到前两次议筹的影响，在大会选举的21名理事中，有7人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有关联，分别是：顾颉刚、傅斯年、陈寅恪、朱希祖、胡适、陈训慈；在选出的9位候补理事中，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联密切的有向达1人；在选出的9位常务理事中，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联密切的有3人：顾颉刚、傅斯年、陈训慈。但由于此时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已停止活动，中国史学会自然无法与之延续蔡元培、王世杰、傅斯年、顾颉刚、胡适等人战前已努力建立起来的正式联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1年7月，新的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郭沫若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任副主席。与此同时，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也于1948年重建，分别于1950年在巴黎，1955年在罗马举行了第9届、第10届大会。

　　新中国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给予极大关注。1955年，《新华社新闻稿》第1905期、1927期、1930期和1931期分别对第10届国际史学大会即将在罗马召开的消息，以及大会的开幕式、闭幕式、专题讨论、小组讨论等过程进行了较大篇幅的报道，并重点介绍了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参会情况。在1950年代中苏友好的大背景下，中国对史学大会的关注与聚焦，与民国时期已有明显不同。

　　■1956-1957年，中国学者何兆武、薛炼柔、克凡等连续在《史学译丛》上翻译了苏联学者关于《历史学家的国际组织》、《国外学者论加强国际科学联系的前景》、《国外通史书目概况》、《第11届国际历史学家代表大会的科学报告》等文章，从不同方面介绍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中，何兆武的《第11届国际历史学家代表大会的科学报告》对大会的学术报告进行了系统梳理（《史学译丛》1957年第6期）；《国外通史书目》则对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编写的《国际历史科学总目录》进行了认真评论，批评其“收录标准既不明确，又不能令人信服。”（《史学译丛》1957年第3期）1956年苏联历史学家弗.尼.尼基甫洛夫为中国的有关高校做了《最近几年历史学科的新成就》，其中重点介绍了1955年在罗马召开的第10届大会（《历史研究》1956年7期）。

　　■1956年4月，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意大利、法国、瑞士等国。当年6月，中国驻法大使馆举行招待会，据代表团成员何家槐（时任教于中央党校，后为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记载：“有一位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再三委托我把他的友谊转达给中国历史学家，希望中法两国的历史学家能够加强联系，经常接触，并且希望中国有人参加国际历史枓学委员会，据说他自己就是这个委员会的顾问”。（何家槐《旅欧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法国是最早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近60年来，法国历史学家始终是中国加入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最真诚的推动者。

　　■1957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张芝联在当年《历史研究》第6期撰文介绍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向史学界介绍了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以及1900～1955年召开的第1届至第10届大会的情况，该文关注的重点虽然 仍在苏东社会主义诸国，但却明确指出了如下意义：“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历史学家参加了1955年9月在罗马举行的第1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历史学家的第一次公开会晤”。

　　■1961年第10期《国外社会科学文摘》发表丁义忠《第11届国际历史学家代表大会》一文，介绍了 1960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11届国际史学大会各小组讨论的情况和论文主题。该文主要摘编于《美国历史评论》1961年1月号，匈牙利《历史科学》1960年3—4期，以及日本的《历史科学》等，反映了中国史学界关注视角的拓展。

　　■1962年7月张书生等翻译苏联史学家康恩《穷途末路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7月），对第10届、11届、12届、1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进行了抨击，这也意味着中国史学界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认知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这与中国这一时期日益封闭、日益紧张的政治环境正相吻合。此后，随着中苏关系的彻底破裂，以及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中国大陆史学界除了极个别的报道外（如陆国俊译自《美国历史评论》1963年10月号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执行局举行会议讨论第12届代表大会议程》），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注，基本趋于消失。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象淦在《国外社会科学》第4期发表《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和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一文，较详细地介绍了前14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情况，指出1970年莫斯科第1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规模最大，达4000人（联合国公共行政全球网络亚太中心总编辑王建华在《历史学的奥林匹克》中认为准确的数字是3300人，见《国外社会科学前沿》第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包括47个国家的代表。

　　■1979年3月，国际史学会主席、联邦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埃德曼教授致信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中国历史学家参加将于1980年8月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15届国际史学大会。他说，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如果中国史学会参加国际史学会一定会受到普遍的欢迎。（埃德曼：Toward a Global Community of Historians: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Congress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 1898-2000, New York and Oxford:Berghahn Books, 2005）

　　■同年，罗马尼亚第15届国际史学大会组织委员会主席普楚里也先后向陆续到访的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王惠德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杂志主编黎澍发出了同样的邀请。据黎澍转达罗马尼亚方面的意见是：“国际史学大会每100年才能在一个国家轮到一次，罗马尼亚十分重视，齐奥塞斯库总统将任大会名誉主席。中国历史非常丰富，应该在大会上得到反映，非常希望中国积极参加。”（张椿年《中外史学的交汇》，《中国史学会五十年》第639页，海燕出版社，2004年）

　　■1979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初期，来自德国和罗马尼亚方面的邀请受到极大重视。另外，由于中罗之间的特殊友谊，因而来自罗马尼亚的邀请，受到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甚乃更高层领导人的重视。此后中国参加第15届大会的相关工作也都是“根据胡乔木同志的指示”进行的。（张椿年《我与史学》，《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

　　■1979年冬，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长胡乔木应邀赴罗马尼亚访问，齐奥塞斯库总统“在会见胡乔木时提出，1980年将要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第十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是第一次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举行这样的会议，希望中国给予支持，派历史学家代表团出席。”此次访问，为中国参加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张椿年《乘风破浪，走向国际——记中国史学会加入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和争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经过》，载《我在现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王玉璞《刘大年与中国史学会》，载《中国史学会五十年》，第619页，海燕出版社，2004年)

　　■1980年4月，中国史学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胡乔木出席会议并发表长篇讲话。根据胡乔木的建议，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派遣以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和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刘思慕为正、副团长的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参加第十五届国际史学大会的决定。参会的各项筹备工作由组建不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具体负责。

　　胡乔木是1977年5月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并担任第一任院长，这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国家图书馆原馆长任继愈先生在回忆胡乔木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时说：“作为有深刻造诣的理论家却要具备高度综合、概括的本领，能贯通多种学科，沟通学科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家实在不多，应当说为数很少。乔木同志就是我国很少数的有通才卓识的一位。”

　　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期间，胡乔木为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贡献。

　　一是主持并参与了中共党史领域和国史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中国史学会副会长李捷说:“胡乔木同志不仅是我们党内不可多得的理论大家、思想家，为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还是学问大家，为党的文献事业、党史研究工作、国史研究工作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他高度重视创建国史馆的工作，并对党的文献编辑与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国史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真知灼见的思想观点。”国史研究所所长朱佳木称“胡乔木是国史编研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国史学界举办纪念胡乔木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光明日报》2012年6月13日）

　　二是恢复了中断10余年的中国史学会。1980年4月8日至12日，中国史学会第二届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胡乔木在开幕式上就历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发表了长篇重要讲话。他在讲话的最后说：“我在社会科学院举行的几次会议上曾经提出过一个口号,就是我们的社会科学院应当成为党和政府的忠实的得力的助手。所谓做助手,不是意味着做应声虫。如果要做应声虫,那就不需要科学,不需要社会科学院这样的机构,也不需要社会科学家的存在了。……历史学家是历史的研究者,同时也应当是历史的促进者。我想,我们应当这样来看待科学和政治的关系。这样做,我们既不会对不起我们所从事的历史研究工作,也不会对不起我们所献身的社会主义政治。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光荣使命。”（《胡乔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

　　三是推动中国史学会加入国际史学会，并直接部署安排中国参加布加勒斯特的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相关事宜。改革开放之初，胡乔木同志就提出，中国历史悠久，历史学科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因而应该在对外开放方面发挥先导和示范作用。他在这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布加勒斯特大会之前，他亲访罗马尼亚，回国后即安排部署中国参会的工作。

　　在以上三项中，中国史学会的恢复和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两件大事。因为1979年访问罗马尼亚回国后，胡乔木就汇报中央和国务院，确定了中国史学家参会的方针。“乔木同志的意见，以中国史学会的名义组团出席为好，但中国史学会已经停止活动多年，应尽快重建。乔木同志委托梅益同志、大年同志负责重建中国史学会的工作。”（王玉璞《刘大年与中国史学会》，载《中国史学会五十年》，第619页，海燕出版社，2004年）

　　■ 1980年5月，国际史学会主席埃德曼偕夫人来华访问，夏鼐、刘思慕、张椿年等代表中国史学会与他进行了多次会谈。埃德曼教授对中国史学会将派代表团出席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给予髙度的赞扬，他说，如果中国不是国际史学会的成员，国际史学会就失去了“国际”的意义。（埃德曼：Toward a Global Community of Historians: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Congress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 1898-2000, New York and Oxford:Berghahn Books, 2005）

　　■1980年8月10日至17日，以夏鼐为团长、刘思慕为副团长、张椿年为秘书长的中国代表团作为观察员出席了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代表团成员共13人，其中来自社会科学院各研究所的7人、大学3人、军事科学院3人。

　　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名单:

　　团 长:夏鼐

　　副团长:刘思慕

　　秘书长：张椿年

　　团 员:瞿同祖、孙毓棠、吴于厪、林志纯、张芝联、丁伟志、李际均、傅吉庆、吴春秋、陆象淦

　　译 员:李家骅

　　第15届大会的参会国家达67个，参会代表为2600人。在大会的开幕式上，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大会致了贺词。在大会开幕式上，当大会主席宣布中国代表到会时，“全场与会者起立鼓掌，整个会场响起了‘中国！中国！’的欢呼声，情景十分感人！”（《中国史学会五十年》第528页，海燕出版社，2004年）

　　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8篇论文。其中在有关会上宣读的有:夏鼐的《中世纪中国和拜占廷的关系》、刘思慕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宣传工作》、张芝联的《改良还是革命:晚清中国思想界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等3篇论文。

　　■1982年9月15日至20日，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在巴黎举行执行局会议，40个国家的史学会代表和25个分支机构的代表出席，会议正式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尼日利亚、肯尼亚等国家的史学家组织为国际史学会新成员。（埃德曼：Toward a Global Community of Historians: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Congress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 1898-2000, New York and Oxford:Berghahn Books, 2005）

　　■1984年7月6日至13日，应中国史学会的邀请，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秘书长阿维勒夫人访问了北京。国务院总理赵紫阳7月6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阿维勒夫人。赵紫阳强调“学者之间的交流很重要，能增进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中国社科院院长马洪，历史学家胡绳、夏鼐、刘大年和法国驻中国大使马乐参加了会见。《人民日报》配发大幅图片报道了这次会见（《赵紫阳会见巴黎大学校长阿尔韦纳夫人》，《人民日报》1984年7月7日）。随后，以中国史学会执行主席刘大年为首的中国历史学家同阿维勒夫人进行了工作会谈。会谈的重要议题就是中国正式参加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参加会谈的中方史学家有刘大年、季羡林、戴逸、林甘泉、李侃、余绳武、齐世荣、庞朴、张广达、张椿年等”，“中国史学家认为，国际史学会秘书长访华圆满成功，将大大促进中国史学会和历史学家同国际史学会的联系，十分有助于中国代表团在十六届大会上顺利地进行工作。”（《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秘书长阿维勒夫人访华纪要》，《中国史学会五十年》，第534页，海燕出版社，2004年）

　　■作为出席第16届大会的主体筹备工作，代表团对提交16届大会的论文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严肃认真的讨论”，涉及到的论文有《论历史研究的对象》（刘大年）、《商人与佛教》（季羡林）、《论秦汉封建国家的农业政策》（林甘泉）、《中国历史上的犹太教和犹太人》（高望之）、《古代欧亚的内陆交通》（张广达）、《作为军事防御线和文化会聚线的中国古代长城》（金应熙）、《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齐世荣）、《关于中国抗日游击战争》（华庆昭）等。季羡林是老一辈史学大家，其余史学家如刘大年、林甘泉、齐世荣等，当时多为中壮年学者，不但学术功底厚实，而且政治责任心和分寸感极强。如林甘泉提交的论文为《论秦汉封建国家的农业政策》，其副标题是“关于政治权力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考察 ”，在文章开头一段即强调：“政治权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历史学中一个经常引人深思的课题。唯物史观的重大贡献就在于，它在承认经济、政治、思想诸因素交互作用的同时，指出政治和思想的发展都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7月，208页）这本论文集的序言是由刘大年执笔完成的，是学界公认的政治与学术完美结合的典范之作。

　　以下为论文集“序言”中的一些片段，其思想的深度与表述的智慧具有穿越时空的独特魅力：

　　1985年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因此，“反对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是这次大会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历史学者们对于这个课题给予高度的重视，其理由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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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人们通常把1939年9月1日希特勒侵入波兰，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日子。从欧洲来看，那里从此爆发了全面战争。这合乎事实。但是那也不足以准确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日子，因为它不但排除了在那以前中国、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人民的巨大斗争，也没有把苏联、美国这两个大国包括进去。谁都知道，苏联、美国参战，都是在那以后几年的事。中国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起，展开了连续八年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惊天动地，伟业空前。没有中国的抗战，就没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亚洲、东方的胜利。战争期间，反法西斯阵营有过“先欧后亚”论或“先亚后欧”论的讨论。不论哪一种主张，都没有认为亚洲、中国的斗争可以忽视。所以，研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充分估计到中国的地位，是不可取的。

　　……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长期反侵略、反压迫斗争的力量和意志的总汇。它的胜利是全民族爱国力量共同斗争、共同努力取得的。这些爱国力量包括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和一切关怀祖国命运的炎黄子孙。研究抗日战争的历史，就是研究他们共同斗争的历史。他们有共同的过去，也应当有共同的未来。抗日战争不止在中国历史上有极大的重要性，在日本历史上也有极大的重要性，就象以前日本报纸上说过的：“历史是伟大的教师。”中日两个国家、两国人民都可以而且完全应该从中日战争的历史学到非常重要的东西，世世代代在睦邻友好的道路上走下去。这是中日两个国家、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1985年8月25日至9月1日，以刘大年为团长、季羡林和莫阳为顾问、张椿年为秘书长的中国代表团一行20人出席了联邦德国斯图加特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中，山东大学历史系刘明翰教授以山东省史学会和山东大学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大会。

　　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名单：

　　团 长:刘大年

　　顾 问:季羡林、莫阳

　　秘书长：张椿年

　　团 员:李侃、林甘泉、余绳武、丁伟志、金应熙、齐世荣、刘明翰、蔡祖铭、鲍世修、张

　　广达、高望之、陈之骅、华庆昭、潘人杰、黄其煦

　　译 员:曹大鹏(副秘书长)

　　第16届大会的参会的国家53个，参会代表3000余人（据《南德意志报》1985年9月4日报道。中国代表团关于此次会议的总结报告则谓61个国家2200人）。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突出强调了“德国统一”和“全德意志精神”（齐赫文斯基《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历史问题》1986年第1期，参见陈之骅《苏联学者谈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8期）

　　中国向大会赠送了《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季羡林等人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摘要。

　　季羡林的《商人与佛教》，通过论证古代印度商人与佛教的关系，阐明了佛教的经济基础和背景。齐世荣的《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论述了中国抗战对二战胜利的重大贡献。华庆昭的《关于中国抗日游击战争》考察了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地位及根据地的建设和作用。高望之的论文《中国历史上的犹太教和犹太人》由课题主持人介绍了要点。余绳武、金应熙、张广达、陈之骅分别在有关的课题讨论中阐述了自己论文的要点或作了专题发言。

　　■出席第16届大会的中国学者，除大陆史学家组成的中国史学会代表团是以“国家会员”的身份参会外，中国台湾也有两名学者是以个人身份参会的。在会议名单上，两名台湾学者曾冠以“中华民国”的字样，经刘大年、张椿年等交涉后，大会依据“一个中国的原则”，对此做了妥善处理。

　　

出席第16届大会的中国大陆史学家代表团合影。

　　■在16届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刘大年都应邀代表中国史学家致辞，这是以往少见的“破格”安排，显示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国的重视。刘大年在闭幕式的致辞中说：

　　“中国历史学者作为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成员出席大会，这还是第一次，对于今后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工作，我们将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如各位所知，中国历史学以传统悠久著称，近半个世纪以来更有崭新的发展。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和历史本身一样，在不断前进，我们深知必须广泛寻求知识，来推进自己的工作。我们国家奉行独立自主、对外开放的政策，我国历史学研究者永远珍视与各国同行们的友好情谊，并且寻求不断增进这种友好情谊。本届大会的举行，正值世界人民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为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之际，会上宣读了不少关于这个主题的极有价值的论文。世界需要和平，中国需要和平。把我们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活动的目的与希望用一句简短的话来表达，那就是:知识、友谊与和平。”

　　这一致辞，坦诚而又深刻地表达中国史学家的价值理念，展示了中国马克主义史学家的国际形象，受到各国史学家的欢迎与好评，“获得了全场最热烈的掌声”。（张椿年《中外史学的交汇——记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程》）

　　■依据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惯例，第15届、16届大会召开的同时，国际军事史大会也同时在罗马尼亚和德国举行。1980年李际均、傅吉庆、吴春秋等军事科学院的军史专家做为中国史学家代表团成员出席了第15届大会；1985年，莫阳、潘人杰、黄其煦三位军史专家做为中国史学家代表团成员出席了第16届大会。他们先期到达德国，出席第10届国际军事史学术讨论会，在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开始后，即与代表团一起活动。“他们接触了大批外国军史学家，进行了广泛的交往和学术交流。”（《参加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代表团工作总结》，《中国史学会五十年》，海燕出版社，2004年）

　　■第15、16届大会“标志着中国史学界结束了与国际史学界彼此隔绝的状态”（于沛《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三十年：1978—2008》，《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2期），对国际政治的整体格局也产生了影响。

　　如果说1970年代的“乒乓外交”带动了中美关系的解冻，那么1980年代中国史学家参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则导致了中苏紧张关系的缓解。15届大会时，中苏代表互不交流，形同陌路，但双方却承诺并做到了在会议上“互不攻击”；16届大会的前一年（1984年），中国方面有意识地翻译了《齐赫文斯基答<近代史与现代史>杂志问》，这是齐赫文斯基为参加第16届大会而接受的一篇专访，详细阐释了“苏联参加这一国际盛会的意义”和苏联史学家代表团在这一盛会上“要达到的伟大目标。”这篇文章尽管有一些大国沙文主义的“苏联特色”，但中国方面仍然公开译载了这篇文章。中国的译载，与16届大会上刘大年致辞中的“世界需要和平、中国需要和平”、“知识、友谊、和平”等等所传达的理念是一致的，也深深打动了苏联历史学家。中国历史学家的开放、自信，很好地表达了中国的开放政策，“各国学者多半赞扬中国开放政策好，他们利用会议间隙，同我们频繁接触，并询问我国的有关情况。”（刘明翰《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联邦德国召开》，《文史哲》1986年第1期；李君锦译：《齐赫文斯基答<近代史与现代史>杂志问》，《国外社会科学》1984年第9期）

　　■ 第15、16届大会对中国国内的史学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外史学家研究的领域比较广，跨学科的课题在大会上大量出现，而且往往是与现实相关的。例如第一重大课题‘印度洋’，便是综合性的。方法论第二课题‘电影与历史’，是边缘性的。至于断代、圆桌会议和各委员会组织的课题，跨学科的便更多了，如‘凯恩斯以来’、‘革命与法律’等。有些课题与科学技术密切结合，如‘十八世纪以来的技术革新，变革的因素’、‘生态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史学刊物与新技术’等。特别是近现代课题‘一百年来道路交通的汽车化及其影响’，受到了各国学者的重视。这一课题除主报告外，还由欧、亚、非、美四洲的学者提出了十五篇论文，探讨汽车发明一百年来对各国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和人民思想感情的巨大影响，这既是一个综合学科，又是一个与现实密切结合的课题。第二重大课题‘异邦人的形象’是另一个这样类型的课题，它探讨从到今各国社会对外来移民、少数民族及与本社会格格不入甚至不同政见者的看法。这一课题涉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多种学科，而且具有现实的意义。还有一类课题是与现实国际政治密切相关的，如‘历史学家与保卫和平问题’、‘核时代中的妇女与和平运动’等等。国外历史科学研究的领域所以比较宽阔，研究课题所以比较有生气，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历史学家注意把历史上的问题同社会生活中提出的新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张椿年、陈之骅、华庆昭《开拓新领域，研究新问题——出席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有感》，《世界历史》1986年第1期）

　　“分析一下这次大会（指16届大会）的讨论课题，可以说，它和1980年的第15届大会一样，令人突出的感受到，当前史学界的主要趋势是：高度重视方法论，因受学科相互渗透而扩大题材，在研究选题中日益重视密切联系现实生活的课题。”（张广达《当代史学研究的趋势》，《北京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了解国外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十分重要。这次大会突出讨论的马克斯?韦伯方法论，我国学者知之甚少。大会有的重要课题如‘山脉、河流、沙漠、森林是障碍物还是会聚线’，明显地受到年鉴学派的影响，对于这类影响较大的学派，我们的研究很不够。为加强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的信息收集和研究工作，可考虑选派学有根底、外语过关的优秀中、青年史学工作者专门出国在这方面进修。”（《金应熙谈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广东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出席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总结报告》，载《中国史学会五十年》第500页，海燕出版社，2004年）

　　此后中国史学界开展的有关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有关马克斯?韦伯的研究，有关年鉴学派和环境史的研究，以及优秀中青年史学家的出国访学等，基本上是由这两次大会开启端绪的。（于沛《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三十年：1978—2008》、《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2期；陈启能、姜芃《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与中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第15届、16届大会之后，中国作为具有人类悠久文明的“史学大国”，是否也应该争取举办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问题，逐渐提到了议事日程。自1900年大会创始以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从未在亚洲国家举行过，因而如能在中国举办大会，不但成为“中国史学界共同的期待”，也成为国际史学界乃至世界各国共同瞩目的大事。

　　山东大学刘明翰教授参加了第16届大会后即刊文“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在中国开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文史哲》1986年第1期）。此后，申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渐成史学界共识，直至2010年，“我国成功地争取到2015年在中国山东济南（山东大学）举办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荣誉和机遇，这充分表明国际历史学界对中国的重视和信任。”（王建朗《2015：中国史学界的期待》，《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2月28日；张伟伟《迟来的历史研究全球化》，《社会科学报》，2010年11月25日）

　　这一“荣誉和机遇”显然也同样是由1980年代开启端绪的，正如著名西方史学史专家张广智所说：“我国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的浪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国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愿望，更是显得十分迫切。早在1980年，中国就以观察员的身份派代表参加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正式接纳中国为该会的会员国，中断了44年的文脉终于又连接了。自1985年开始，在斯图加特、马德里、蒙特利尔、奥斯陆、悉尼、阿姆斯特丹，总之，无论在欧洲还是北美，抑或澳洲，每5年一届的‘历史学的奥林匹克’会上，都可以见到中国历史学家活跃的身影。更令人期待的是，2015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将落户在我国山东济南。”（张广智《1938年：中西史学交流史的一页——胡适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学术研究》201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