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以事辞胜——刘大钧先生为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题词简记
发布日期：2015-08-15 15:00:00 字号：大 中 小
刘大钧，山东邹平人，1943年1月生，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周易研究》主编，中国周易学会会长。
一、题词的背景
2010年8月，中国史学会与山东大学成功申办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刘大钧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史学，包括中国史、世界史，以及他所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提升国际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的一个重大机遇，也将极大拓展山东大学“文史见长”的优势。辛卯年夏，即2011年7月，刘大钧先生专门为大会写了一幅字：
史以事辞胜
引《逸周书》姜士昌序文首句之语以贺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辛卯年夏，刘大钧敬题。
题词为横幅大字，气势充沛，是刘先生有数的几件大幅墨宝之一。作为周易研究的权威，刘大钧先生有着广泛的国际影响力，也是一位有着强烈“世界意识”的中国史学家。国际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余纪元教授在祝贺刘大钧先生受聘中央文史馆馆员的信中说，“在西方学者眼中，中国思想不属于哲学的偏见，不仅未见消除，还有进一步加深的趋向。而刘教授将易学易理与西方世界中的创造性哲学、心理学相融合，进一步拓展了中西学术结合的新思路。这不仅仅是突破也是未来学术研究的方向。”（引自《学者眼中的刘大钧》，《大人日报》2012年7月6日）这种国际学术视野使刘大钧先生特别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申请和筹备。
刘大钧先生对大会的关注，可能还有一层重要的学术因缘——“1978年刘大钧的第一篇文章《温史释易》在《哲学研究》上发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看了这篇文章，就给当时山东大学的党委书记孙汉卿及校长吴富恒写了一封推荐信，建议他们破格起用刘大钧这位没有大学文凭的社会学者。经过考察，孙书记、吴校长也认为刘大钧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又通过山东大学哲学系几位专家的答辩考核，刘大钧正式成为山东大学的一名教师。在此之前，刘大钧是济南一个街道办服装厂的仓库保管员。”（《非以求名而名从之》，《大众日报》2012年7月6日）熟悉史学大会历史的人都知道，1978年中国高层领导和史学界已开始酝酿中国首次组团参加在罗马尼亚召开的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0年），胡乔木同志为此专门出访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总统又当面向他发出邀请。胡乔木同志是1977年任中国社科院院长和书记处书记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访问罗马尼亚回国后，胡乔木就直接向中央汇报，确定了中国史学家组团参会的基本方针，所以他的“意见对中国最终决定参会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当时中国组团参会的各项工作也都是“根据胡乔木的指示进行的”（张椿年语，见《中国史学会五十年》第619页；《中国历史评论》2014年第2期）。
刘大钧先生与胡乔木同志的这种因缘，胡乔木同志与史学大会的因缘，就是如此奇妙地交集在了一起。2015年6月，刘大钧先生在翻看《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所编写的大会特刊——《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后曾特别感慨地说：“100多年来，从晚清到民国，从新中国到改革开放，从蔡元培、傅斯年、胡适到胡乔木、刘大年、季羡林，中国几代学术大家都在积极推动中国与大会的交流。这是近百年来中国几代学术大家为之奔走的事业，山东大学能够接续这样的使命，是巨大的荣誉，也是巨大的责任，也是学术因缘。这就是《淮南子》所说的‘圣人为善，非以求名而名从之；名不与利期而利归之’。此中之道，宜深悟也。”
二、题词的内涵及意义
那么，刘大钧先为什么要选择“史以事辞胜”题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呢？
历史学最显著的特征，或者说它的学科优势，就是表现在“事”与“辞”这两个方面。“事”即客观事实，尊重并以最大的限度还原客观历史事实，是历史学的最大价值；“辞”即分析、阐释和表达，亦即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阐释其隐含的思想和意义，并以最恰当的文字传达于大众。
“史以事辞胜”其实也就是“史德”（尊重事实）、“史识”和“史才”（辞）的另一种说法，是中国史学的传统认识，也是一种全面而科学的史学认识。
第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1900，巴黎），法国史学家亨利?胡塞伊的大会演讲曾广为流传，其中影响最大的句子是：“事实，事实，事实，他们本身包含着自身的教益和哲学；真相，全部真相，除了真相，别无其他。”这显然是过度强调了历史学中“事”的一面。其实，事实本身虽然“包含着教益和哲学”，但还是要有赖于历史学家的分析、阐释和表达才能明了，这就是“辞”的价值。所以到第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03，罗马）时， 影响最大的经典名言是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凸显了历史学分析、阐释、表达的重要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还是整个历史学，正是在“事辞”的架构中运行，才显示出其“独胜”的学术优长。刘大钧先生为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所题写的这幅“史以事辞胜”，显然包含着很深刻的学术思考和很明确的学术指向。
题词本身其实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件很随意的事情，几个字而已。但这件事在刘先生那里肯定还是有过认真考量的。他不是随便应付几个字，更不会热热闹闹地来一通没有实质内容的贺语。记得2012年学校为刘先生获聘中央文史馆馆员开过一个小型座谈会，我说可以用《礼记?经确》中的“洁静精微，易之教也”来概括刘先生的学术与处事。所谓“洁”，是说刘先生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一心学术。所谓“静”，是指刘先生淡定从容的人生态度。所谓“精”，是说刘先生在自己固定的学术领域，精益求精，专心致志。所谓“微”，是指刘先生能够发他人所未发，见他人所未见，透过热热闹闹的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而“易之教也”说的是一种对真理的辨析，展现的是一种慢慢浸润的过程与品格。刘先生为史学大会所题的“史以事辞胜”，可以说是对“洁静精微”这四个字的又一次具体印证。从中我们也可以明显感觉到“易之教也”的浸润与品格。
也是在那次座谈会上，我说，刘先生是一个有学术故事的人，有文化故事的人，这种学术故事、文化故事，现在其实已经成为一种带有文化情感、学术情感的仕林佳话，被学者和青年人反复传诵，为大家津津乐道，成为一种非常温暖的记忆。事后有许多人对这段话感兴趣。有篇文章发挥说：“借用王育济教授的观点，一所好的大学，一定要有学术故事”，随即举了一串例子，发了一大通感慨。还有一位记者，写了一篇《学术眼中的刘大钧》，也把我的这段话作为开篇。我想刘先生为史学大会题记号的背景和缘由，以及“史以事辞胜”这五个字的选择，也多少称得是一个学术故事。
顺便说一句，刘先生的这幅题词，并不是我去“求”的，是他“自作主张”写的。而且既不是在2010年成功申办大会之际，也不是在2015年大会召开之际，而是在辛卯年，即2011年写的。写好后，也是他自己找人裱糊的，我们并不知晓。为什么是2011年？我唯一能想到的理由就是2011年是山东大学110年校庆。但校庆时也没见他拿出来。后来在一个不大的场合，他向徐显明校长（编者注：时任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副校长（编者注：时任山东大学副校长）和我展示过，但当场就收了起来。然后直到今年6月，在一个私下场合，他把这幅题词“正式”交给了我和郑群教授，随后由郑群教授交大会筹备委员会秘书处保存。听说有人建议刘先生为史学大会的召开再新写一幅，但刘先生说，每幅字都有心境和气场，2011年的这幅就很好。
山东大学当年积极参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申办，主要是徐显明校长的决策，随后两年的筹备工作也主要由他和樊丽明副校长主抓，包括与省政府和中国社科院的沟通，22届大会写进济南十二五规划，接待国际史学会主席、秘书长及多位执委的多次来访等。这两位校领导后来都调离了山大，所以在举世瞩目的第22届史学大会即将召开之际，借刘大钧先生为史学大会题词这件事多写几句，也是对他们当年工作的一个记录和感谢。“史以事辞胜”，把“事”记录下来原是史学的本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