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8月6日，奥斯陆大会开幕，参会的有来自67个国家的1800多名历史学家。国际史学会主席贝兰德作了“历史与历史学家眼中的20世纪”的报告。他引用霍布斯鲍姆的话说，20世纪是“极端的年代”，这个世纪的主要内容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但20世纪也是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世纪，世界人均寿命提高了2倍，生产力提高了30倍，教育更为普及，超越民族国家的欧洲联盟预示了人类更美好的未来。最后，他引用狄更斯的话作了总结：“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

　　秘书长贝达里达阐述了20世纪历史学的三大变化：历史学家研究方法的变化，研究领域的扩张和研究的全球化。他着重阐释了第三个方面的内涵，称国际史学会的工作就是通过制度化的事业推进全球化进程。他说“今天的世界，超越各文明和各大洲已经成为一种主要趋势。这就把历史学家的方法、取向和工作，把他们的质疑和对话连结起来。”

　　贝达里达追溯了历史上国际史学会先驱的理想，认为这些理想已经实现或者正在实现。1913年伦敦大会的主席普莱斯的理想是：“抛却民族差别和文化特性，全世界历史学家走向联合。”1921年，亨利·皮朗的理想是：“没有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学，只有一种历史科学。”

　　贝达里达说过去10年，国际史学会做了三件事情：创新工作、年轻化和全球化，前两项是成功的，但第三项没有能够成功地克服欧美为中心的状况，希望未来能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开拓亚、非、拉的历史学工作。

　　大会三大主议题是：“全球史的前景：概念和方法论”；“千禧年、时间和历史”；“过去和现在：历史的利用和滥用与历史学家的责任”。

　　第一个主题会议分两个副主题：“普世史可能吗”和“若干世纪以来大陆之间的文化冲突”。英国学者帕特里克·奥布赖恩就前者作了主题报告，他回顾了自古以来东西方历史学家写作全球史的各种尝试和局限。就第二个副主题，发言者列举了一些具体文化冲突的事例和全球史的关系。

　　第二主题讨论的重点是西方历法，即公历会不会随各国文明的趋同而完全取代一些国家传统的历法，如中国的农历。

　　瑞典学者罗尔夫·托尔斯滕达尔就第三个主题“过去与现在历史的利用和滥用与历史学家的责任”发言，谈了历史学的国际化问题。托尔斯滕达尔指出，方法论的兴起和对可靠知识的探求成为职业特性的主要标准这两大因素，是走向为世界各学术社团所接受的全球性历史学职业文化的关键一步。而共同基础则是世界历史学家共同体创立的必要前提之一。

　　他认为，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形成了历史学家们的职业基础，正是在这个时期，国际历史科学学界开始组织历史科学大会。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积极作用之一是成立了大量的委员会和专业学会。21世纪初的历史学家们将比20世纪初时流动性大得多。今天在欧美许多国家的大学里，很容易见到那些不是出生在该国的历史学者。历史学者们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流动，目前主要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欧美国家，可以说20世纪亲眼经历了走同历史学科全球化的巨大变化。但仅此还不够，只有世界各地都接受了同样的职业标准，一个真正的全球历史学文化才能说出现了。

　　除上述三大讨论题外，大会期间还举行了20个专题讨论会，25个圆桌会议，38个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下属的国际学术团体的专业讨论会以及10多个自由组合的小型学术座谈会。

　　此前历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主题和专题几乎全部从各个国家委员会的提议中选拔，但是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往届不同之处在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主动组织了一个有关历史研究新领域的专题即“环境史中的新发展”。德国学者总述了环境史学最近的发展状况，并认为“当前这门学科已经发展到成熟的地步，不再是边缘学科了”。

　　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反映了当今历史科学发生的重大变化。由于大量的考古发掘、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迅速、容易地获得研究工作需要的、尤其是当代的各种资料，研究领域空前地扩大，研究当代史的兴趣极大地提高。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不仅研究过去，还研究当代正在进行中的事件。历史学的许多方面已与社会学、经济学、新闻学、宗教学交叉在一起，其功能大大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