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研究最充分的展示平台是90年代之后的历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历届大会，开幕式发言、大会主题、专题讨论和圆桌讨论等不同层面上都可以看到全球史研究的强大冲击力。除2000年斯德哥尔摩大会把全球史列为主议题之一，其他各届大会都以民族、国家、性别、人与自然、帝国等具体讨论题目探讨全球史的广泛内涵，全球史研究蔚然成风。

　　1995年8月27日，在蒙特利尔大会开幕式上，国际史学会秘书长贝达里达指出了大会的指导精神是：普世、责任和真理。他警告道学家式的历史学家，不要像马基雅维利一样，让历史学堕落成政治术。

　　蒙特利尔大会的议题明显出现了从政治史朝着其他方面的转移，原定的主题之一“1917年十月革命意义再评估”根本没有进入议程。第一个主题是“民族、人民和国家的形式”，这与东道主加拿大是一个多族群的国家有关，与会者可以借此讨论世界范围内的多民族国家的问题和国家的建构问题。第二个主题是“性别史”；第三个主题是移民的历史。这些议题强调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取向，讨论的出发点是社会结构和心态的长时段变化，政治事件的历史被冷落。

　　蒙特利尔大会的讨论气氛稍显平淡，历史学家们不再像以往一样带着政治热情参会，以前经常使用的“现代化”、“进步”、“衰落”和“滞后”等概念使用得少了，即便有涉及政治的讨论，与会者也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参与。这次大会只有一个议题延续了以前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史学家和西方史学家的对话，就是“权力、自由和历史学家的工作”。一些前苏东国家的历史学家以温和的形式作了自我批评，例如俄国学者亚历山大·楚巴里安（Alexander Chubaryan）说：“相当一批研究者自愿服务于统治集团，以著作取悦当局……虽然他们不公开服务于权力，但他们热衷于认真捕捉上层的态度和意见。”西方的一些历史学家也就通过大学的行政体系所做的政策性研究作了自我批评。

　　客观地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不是苏联政权建立之后才有的，在19世纪就早已存在。现在苏东政体结束了20多年，在这些相关的国家，仍然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延续以前的研究。在西欧、北美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苏联解体，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终结。

　　贝达里达对第一个主议题“民族、人民和国家”作了介绍，说二战之后殖民帝国的解体和冷战之后苏东政权的结束都导致了民族国家数量猛增，那么，“民族”、“族群”、“民族国家”和“民族认同”都是怎样的一些概念，民族国家是否还是最稳定的政治权力实体？霍布斯鲍姆发言说，民族国家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现象，其起源可以追溯至中世纪中期，而民族认同是以各种形式的语言和宗教方式发展起来的。随后，贝达里达把各种政治和文化背景下的民族类型作了全面阐述。他们的发言都不局限于欧洲范围的经验，而是针对全世界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

　　国际史学会主席巴克的一项主张是，在蒙特利尔大会开幕式，播放一部关于20世纪历史的电影，以吸引观众。贝达里达认为，历史学家无需被普及20世纪的历史知识，他建议可由历史学家采访政治家和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请他们谈谈对历史和历史职业的看法。最终形成的分工是：贝达里达采访法国总统密特朗，巴克采访埃里克·采恩克罗斯爵士，他曾任英国政府和经合组织的经济顾问，时任格拉斯哥大学校长。计划还采访波兰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杰里梅克、南非总统曼德拉。杰里梅克早先正是波兰团结工会的成员，后来组建民主联盟党并当选议员，1991年瓦文萨总统授权他组阁任政府总理，但未获成功。杰里梅克婉拒采访，提供了一份自己制作好的录像，曼德拉也不接受采访，改为采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弗雷德里克·梅耶。这四段录像在蒙特利尔大会开幕式都播放了，大会首次引入影像手段，给与会者耳目一新的感觉，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端木美参加了这次大会，并且编写了贝达里达对密特朗采访的专题，兹摘录如下：

　　在追溯自己与历史学的渊源时，密特朗指出早年只是出于好奇与爱好而在历史课中取得优秀成绩，他对政治史、文化史更感兴趣，还有宗教史的某些部分。他曾迷恋拜占庭历史，酷爱14、15世纪历史，特别是意大利作者，以他自己的方式讲述美第奇家庭历史。他还对法国大革命史特别着迷，后来渐渐对第三共和国也发生兴趣。不论怎样，密特朗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想把我将要生活的时代，我已经生活过的时代与我曾认为吸取了和已经吸取过的教训联系起来，这些教训来自曾学习、思考过的历史。”

　　在回答贝达里达教授提出的“传统问题”，即“历史起何作用？”之时，密特朗认为自己的观点更接近法国年鉴派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即历史的作用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从别人的例子中有许多教训可吸取”，“正是一些伟大的榜样影响自己的生活准则。”

　　“我记得当时曾给政府指示，要求历史学和哲学（二者不同，但都被遗弃）重新成为重要科学并且要向年轻人进行传授，”因为正是这两门学科“将能培养他们的思想”。所以密特朗肯定历史学家对其周围世界负有极大的责任，“我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历史学家起着一种权威的作用，因为他了解过去，因此他比别人更能给现在以启迪。”

　　在这届大会上，由亚非拉学者单独或者合作组织的专题讨论会数量有所增多。如印度学者Y.阿拉格博士和奥米约·巴格奇共同组织了一个专题讨论会“不发达的发展：第三世界的经历”，日本学者三宅正树教授和加拿大南希·帕特纳教授共同组织了一个专题讨论会“虚构、叙述和客观”；日本学者弓削达教授和德国学者亚历山大·德曼特教授共同组织的专题讨论“用比较观看帝国的崩溃”等。此外，专题讨论会“多层次文化论与‘全民幸福’——中非地区联盟的历史和神话”和“帝国主义档案和旧殖民地的历史”等都涉及亚非拉的历史。

　　在蒙特利尔，巴克还提出一项扩大影响的主张。他说，为了适应全球化的需要，英语和法语应该共同成为国际史学会的工作语言。毕竟说英语的国家和人数更多，提高英语在国际史学会的地位可以使得更多的人参与国际史学会的工作，也改变法语主宰的欧洲中心的印象。这项提议也未被讨论。

　　巴克是一个改革者，他的一些想法与贝达里达这位守成者格格不入。在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锐意改革的是秘书长莫雷，反对他的是老资格的主席诺布豪兹、司库伍德沃德等人。现在的情况正好颠倒了过来。

　　1996年8月，执行局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议，评估蒙特利尔大会的效果，结论是年轻化的目标得到了部分的实现，但非洲、中东和亚洲学者的参与度不够。对于未来的工作，多数人赞同在两届大会之间举行一些小型会议，但是此类会议都是由各国史学会组织，国际史学会的介入又会干涉各国学者学术事业的自由开展。贝达里达一如既住地反对此类主张，说“能力有限，无力经营这些事业”。新任的司库杜卡雷从财务能力方面力挺贝达里达，他说目前的收入主要来自各国委员会和附属国际组织的会费，很多成员长期拖欠会费不交；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委员会的拨款数量很少且时间不固定。

　　这次会议的成效是根据主席贝兰德的提议，成立了一个由贝达里达、科卡和奥斯特贝格组成的“选题委员会”，负责筛选、确定奥斯陆大会的议题和发言人。此项提议在1997年9月意大利斯波莱特的史学会全体会议上通过。这个选题委员会决定把议题建议在互联网公布，在规定时间之内列出发言人和议题的名单，发言人人选和议题都需要兼顾题目和地区之间的平衡。但各国委员会要么在最后一刻回应，要么就根本不回复。这样，选题委员会的三个人又于11月在巴黎聚会，把现有议题进行归类合并，再决定合适的主席、主持人、协调人和发言人的人选。贝达里达的许多工作都是靠与朋友和同事的私交来完成的，这其中有娜塔莉·戴维斯和亚历山大·楚巴里安。1998年6月，选题委员会会同奥斯陆组委会一致决定，由组委会把所有论文以光盘和印刷品两种形式复制，并且在开会前发放到每个与会者手中。参会者需通过互联网提交论文和保持联系，以提高工作效率。但到最后一刻，还是有很多人没有提交预期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