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8月21日至28日，第1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50多个国家的2000多名学者参加了大会，苏联参会，另有20多个欧洲以外的国家参加。

　　大会由国际史学会副主席韦伯斯特（Charles Webster）主持开幕式，他在讲话中追述了不久前逝世的委员会主席、意大利著名历史学者夏柏教授（F.Chabod）在生前对本届大会筹备工作所作的贡献。联合国代表致词后，由瑞典隆德大学的包林教授（Sture Bolin）作了题为“古代北欧日耳曼民族的商业和商业交通”的演讲。

　　本届会议讨论内容除传统的制度、文化、社会和经济史之外，还探讨了方法论、科学与技术、印度传统文化的变迁和人口史，另外一个特点是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历史哲学之间寻求共同点。

　　斯德哥尔摩大会在方法论方面的特征是突出了比较史学的方法。许多分组讨论就冠以“比较”字样，例如比较军事史、比较宗教史。年鉴学派的阿方索·多普雷还建议以比较方法对集体心理史进行研究。

　　大会的学术报告讨论会是在22日至27日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分成五组举行的。第一组是方法论组，第二组是古代史组，第三组是中世纪组，第四组是近代史组（从15世纪至18世纪末期)，第五组是现代史组(从18世纪末期至目前)。讨论会上所发表的30多篇研究报告，基本上都是1957年6月间由委员会执行局布置的，在事先印发给各国代表供作讨论上用，大会还以摘要形式印发了各国学者围绕研究报告或按照组别所提出的115篇研究论文。

　　第一组即方法论组讨论了方法论、世界史分期、历史哲学、史学史和科学技术史等问题。西德洛塔凯尔（Erich Rothacker）教授作了“历史哲学对于当代历史科学的影响”的报告，引起到会者的极大注意。不过，这篇报告没有什么科学性，只是重复了德国的几个历史哲学家的意见。在讨论中，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批判了他的观点。苏联涅奇金娜（Netchkina）院士和民主德国斯忒恩（Leo Stern）教授都指出洛塔凯尔的报告否认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存在，是反科学的。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匈牙利历史学家莫利纳（ Eric Molnar）院士宣读了他的论文“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

　　历史学内部的专业分工使得历史知识走向了碎片化，比较史学是纠正这种消极倾向的积极方法。比较史学首先要求研究对象具有可比性，要求历史对象在形式上具有可比的异同，若舍弃探究历史对象形式变化的序列，则比较无从谈起。这方面，该年度稍早成立的国际经济史委员会已做出了成功的尝试，该委员会在海牙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并由肯尼恩·贝里尔和弗雷德里克·吕特格编辑了一本题为《第一届国际经济史会议》的论文集，这次会议的主题有两个：工业化作为增长的因素；中世纪末期的大地产制。与会学者围绕着这两个题目提交了一批优质的论文。

　　与之相比，斯德哥尔摩会议的许多论文大而不当，发言人对笼统问题的简单重复让听众感到索然无味，常常是场面冷清。若是构建起合理的框架，则比较的话题就饶有兴味，会激起其他与会者的进一步讨论。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有伯纳德·贝林的“18世纪美洲的政治经历和启蒙思想”、F.L.卡斯顿的“德国等级制衰落的原因”和奥托·布伦纳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论文。有的论文侧重从研究对象的相似性入手来探究问题，如E.塞斯顿对12和13世纪意大利村社与阿尔卑斯以北地区村社的比较，J.文森斯·维夫斯对16和17世纪法国与西班牙制度的比较，弗兰克·西斯托维特对19和20世纪欧洲对外移民的研究，这些问题都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回应。菲利克斯·吉尔伯特作了“文化史及其问题”的发言，文化史已经偏离了布克哈特当初倡导的欧洲价值观，正从更广泛的历史内容中提炼概念和方法。

　　有两个主要报告涉及亚洲历史：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机构提交的一篇有关印度的报告，题为“现代化即西方影响和传统文化的相互作用”；另一篇报告涉及中国中古历史问题，是由一个日本研究机构提供的。此外，日本历史学家还提交了3篇有关东亚历史的论文。尽管论文数量的增加说明了非欧国家在大会分量的提升，但是这些论文在第1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议程中显得非常单薄。

　　参会的美国学者迪特里希?杰拉德和斯尔维亚·斯拉普指出了这届会议的不足：“如果与会者除题目之外别无共同语言，则比较史学就流于形式。国际历史学大会如果要找到提升空间，在论文印出或发言之前，需要有更长的准备期和更多观点方面的细节交流。”

　　在8月28日举行的第二次全体会员大会上，通过了关于修改章程的报告，执行局还宣布了接纳印度和蒙古为会员国。

　　大会选举了奥地利的施密特（H Schmid）教授为今后5年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执行局主席，瑞典胡杰尔（T.Hojar）教授和苏联古贝尔（A.A. Guber）院士为副主席，执行局委员是西德李特尔（G. Ritter）教授、比利时哈辛（P. Harsin）教授、英国雅各布（E. Jocob）教授、西班牙卡兰德（R.Caronde）教授、日本高桥教授和美国沙弗尔（L. Shafer）博士。法国的弗朗索瓦（M. Francois）和瑞士的荣诺德（L. Junod）分别连任秘书长和司库。

　　苏联和东欧的历史学家与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学家就一些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就此，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60年12期特别指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史学各派之间的思想斗争非常尖锐。参加这次大会的苏、波、匈、捷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共230多名，比起1955年在罗马举行的第10届大会来，社会主义国家代表人数有极大的增长。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大会上采取了积极的、进攻性的立场”。

　　东德的历史学会主席恩斯特·恩格尔伯格称，“在马克思的萌庇之下，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影响日益增长……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比利时的保罗·哈辛（1965年任国际史学会主席）评价他的发言说“如果不是反科学的话，也是非科学的，希望以后不要再举办类似的大会”。

　　西方的评论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名字主宰了斯德哥尔摩大会”，“马克思主义者全面攻陷斯德哥尔摩”。而秘书长弗朗索瓦称这些争吵是“令人绝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