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刚刚结束，战胜国主流的观点是把同盟国排斥在国际组织之外，包括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另一方面，各国有识之士逐渐注重通过国际组织的协商与对话来维护世界和平，非政府国际组织的数量在迅速增长，到1920年是增加到214个，1930年又增至 375个。政府间组织虽然在1920年减至9个，但到1930年又增加到31个。国际组织的核心是国际联盟，虽然二战使国联破产，但国际联盟附属的国际劳工组织和卫生组织等在二战之后都并入了新成立的联合国，使得这些国际组织的发展得以持续。

　　在历史学界，主张和解与合作的呼声来自新大陆，代表人物是约翰·富兰克林·詹姆森。自1905年起，他一直担任卡耐基基金会历史研究所的主任，同时任《美国历史评论》杂志的编辑，他是计划中的1918年圣彼得堡大会组委会的外国成员之一。该组委会的主席亚历山大·拉波-达尼列夫斯基（ALappo- Danilevsiky）在俄国革命过程中饿死，战局也使得这次大会泡汤。在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詹姆森就表达了希望：德国人继续加入国际史学大会的工作，参加既定的各国大使和部长目录的编纂工作，参加1878年柏林会议的档案整理工作。他说：“如果没有德国人的合作，几乎没有什么国际性的历史事业能够顺利完成。”1919年3月，他给两位英国历史学家普罗瑟罗和费尔斯写信，希望再度召开史学大会。普罗瑟罗爵士时任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主席，是参加巴黎和会的英国代表团成员，回复说现在开会不合时宜。费尔斯倒有意再度开会，但他表达了对同盟国的厌恶：“不论是史学大会还是其他联合的事业，多数英国史学家都拒绝与德国或奥地利的历史学家合作。未来20年内，史学大会只能由协约国和中立国的代表参加。”

　　当时美国史学会的负责人詹姆斯·肖特维尔教授作为参加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团成员正在欧洲，期间赴英国拜访同行，同行的还有詹姆森的学生和助手利兰。在1919年年底，詹姆森请肖特维尔接触比利时著名历史学家亨利·皮朗，询问可否在1923年于布鲁塞尔召开史学大会。皮朗很有兴趣，但是表示与会者只限于战胜国和中立国的代表。普罗瑟罗的意见也是如此。皮朗的意思是只在战后的第一届大会拒绝德国人参加，但未来会改变做法。简单商定之后，比利时即着手办会，且相当重视，皮朗任执行组委会主席，比利时国王任名誉主席。

　　到1922年，战争已经结束4年了，历史学家中普世与联合的思想压倒了战时的敌对心态，他们开始对比利时拒绝同盟国的做法不满。这年12月，牛津和剑桥的一群历史学家联名写了一封抗议信，云：“我们完全理解，如果比利时邀请德国人来到他们的国度，他们将会付出巨大的情感牺牲，但是，我们还是呼吁组委会提供最大限度的真正国际性的一次大会。我们确信，迈出这样一步是历史科学的真正利益所在。”签名的人有恩斯特?巴克尔、乔治?克拉克、查尔斯?费尔斯、乔治?古奇，阿尔伯特?波拉德、哈罗德?田波烈、阿诺德?汤因比和乔治?屈威廉等世界知名学者，这也说明了，“化干戈为玉帛”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历史学界没有泯灭，史学大会普世的火种还在继续燃烧。詹姆森和利兰唯恐英国人为此会缺席布鲁塞尔大会，忙于从中斡旋，使事态不至于不可收拾。组委会还收到了大量来自意大利、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抗议信。

　　挪威史学家哈弗尔丹·科特和美国人想出了一个折衷方案。科特不但是杰出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位重要的政治家，他是挪威议员、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之一，也是诺贝尔奖顾问委员会的成员，1926年他当选第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主席，卸任之后做过挪威外长。作为资深政治家，科特与詹姆森、肖特维尔和利兰拿出的方案是：下届大会在英、美或一战中立国召开，不再考虑法国和比利时；邀请德国参加。

　　最终，1923年的布鲁塞尔大会成为一场“一战胜利者的聚会”，到1928年奥斯陆大会时，真正的历史学家的共同体才再次得以实现。

　　这届大会得到了比利时国王的关怀，他自己对这次大会有着极大的兴趣，不仅参加了开幕式，还接见了大多数参加会议的人员。组委会的主席是比利时首相，委员包括了外交大臣和科学艺术大臣。另外还有皇家学会、皇家历史委员会以及布鲁塞尔大学、根特大学、列日大学和鲁汶大学的成员。执行主席是根特大学的亨利·皮朗，秘书长是布鲁塞尔档案馆馆长玛雷兹，他们的杰出表现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赏。

　　布鲁塞尔大会在1923年4月8日到15日召开，共23个国家的700多名学者参与了这次会议，包括了一些参与到一战而现在是国联成员的国家、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国家和美国的学者们。这其中，比利时人数为315人，法国为178人，大英帝国(包括爰尔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印度)为140人，美国28人，意大利25人，荷兰24人，波兰22人，西班牙17人，瑞士16人，其他国家每个不足10人。大会进行超过350次报告。其中，法国 128次，比利时84次，大英帝国58次，波兰17次，美国15次，意大利14次，荷兰12次，西班牙10次，瑞士6次，希腊6次，其他国家不足5次。报告内容涵盖了历史研究的各个方面。整个大会的安排有条不紊，天气也非常好，更重要的是，整个大会的精神是真正的科学化和国际化的，这也是亨利·皮朗对此最大的愿望。

　　整个大会一共包括了五次全体会议，国王、王后在王子的陪伴下出席了开幕式，同行的还有外交、财政、科学与文化大臣以及西班牙和意大利驻比利时的大使。

　　第一次会议于4月9日上午召开，选举大会主席团，由比利时组委会提名。主席团成员除了比利时执委会的委员外，也包含了一些其他国家的代表：美国代表为哥伦比亚大学的詹姆森·肖特维尔教授，英国代表为曼彻斯特大学的陶特教授，法国代表为法兰西学院的霍默尔教授，俄罗斯代表为在牛津大学任教的维诺格拉道夫教授，意大利是都灵大学的圣·桑克提斯，瑞士是日内瓦大学的德·克鲁，波兰是华沙大学的登宾斯基。

　　第二次全体会议在4月10日的下午召开，大会进行了四场报告。《法国历史评论》杂志的编辑查尔斯·贝蒙特作了“哪一位英国国王最终放弃了法国国王头衔”的报告。威廉·拉姆塞爵士作为爰丁堡大学的教授展示了安纳托利亚人对于希腊文化的影响力。华沙大学的齐林斯基教授专注于特洛伊的语言对最初两个世纪基督教的影响。德桑蒂斯教授则关注于马其顿王国的腓力国王向阿波罗献上自己战利土地的行为。

　　第四次全体会议在4月13日下午召开，冯·戴克教授谈到了一个在其著作中总结出来的历史研究的概括和总结。威斯康辛大学的罗斯托夫采夫教授研究了罗马帝国在三世纪遇到的文化和社会灾难。卡蒙特教授介绍了希腊化时代的叙利亚情况，而卡帕特教授则介绍了比利时王后参观图坦卡蒙坟墓的情况。

　　第五次全体会议在10月15日的早晨，会议主要介绍了会议召开的成本等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个星期最为重要的会议。

　　沃尔多·利兰认为：“组织一个如此庞大的系统有自身的缺陷，因为整场大会没有一个设备可以让大会的任何一个人听到所有他可能感兴趣的报告。虽然已经提前收到了344场报告的摘要，但是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选择的困难。另一个困难在于这些程序会不可避免地因为有人退出或者其他原因被改变，但即使这些变化会最终展示出来，还是有很多学者害怕不能被及时通知得到。”

　　亡羊补牢的是，组委会成功动用其资源，在短时间制作一个可以涵盖程序、最终成员名单和报告摘要的文件。那些希望得到通知的读者因此对委员会科学的工作表达了敬意。虽然许多报告被高度具体化，讨论到了相当小的细节，但在历史研究方法上视野宏大，这是大会成功之处的一大体现。

　　这次大会有两点和以前的大会不同：一是国际历史学家间的交流和联合的热情使得会议极具生机，二是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历史学家们对于设立一个常设性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逐渐达成共识。大会决定，布鲁塞尔大会的组委会执行委员会在会后暂不解散，负责与各国史学会联系，筹建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作为一个过渡性的组织，布鲁塞尔执委会起到了国际历史科学临时委员会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