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10日，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十届年会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本届年会由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主办，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北京乐达教科院、北京东方红学校、山西教育出版社协办。

　　著名经济学家、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汤敏在开幕致辞中谈到，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与此同时，今天教育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和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遵循教育规律，推进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教育发展面临的新课题。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就要继续从源头上落实“教育减负”，推动教育评价体系和教育考试制度的改革，利用迅速发展的高科技成果，推动教育变革。同时要改变观念，普及幸福教育等新理念，推动教育治理创新，通过教育资源的均衡化来实现乡村教育振兴。

　　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主任杨丹在致辞中表示，教育目标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在于对人的心灵滋养和精神培育。在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行业要整体转变教育观。同时，推进科教融汇，实现普惠科学教育。杨丹提到，科技发展为教育进步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提升空间教育行业各领域应发挥各自资源的禀赋，积极布局大模型、5G应用、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技术在教育场景中的应用，以科技手段提升教学效率和学习体验，促进教育资源优质均衡发展，推动教育协调合作。

　　北京市昌平区东方红学校校长付彦军介绍了学校的办学历程。他谈到，东方红学校要用爱、尊重给孩子和家长创造价值，让暖文化在校园里流动起来，培养出勤奋、简单、阳光、感恩、乐善、睿智、豁达的一批人。

　　山西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潘峰表示，“教育高质量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追求的目标。我们将继续致力于出版高质量的教育图书，为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我们也期待与更多优秀的专家和团队合作，共同探索新的教育模式，共同实践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方法。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学术顾问顾明远为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题写“跨界交流，百家争鸣”。在两天半的年会上，来自政界、学界以及教育一线的50余位专家学者、老师通过线上和线下形式进行了交流，思考当下教育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能量。

　　加快重构教育生态 按规律科学办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学术顾问顾明远在论坛上表示，当前教育面对着种种挑战。教育遇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社会动荡不安。同时，生态的恶化，环境的破坏，人类生存受到威胁。此外，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化、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也在改变着教育的生态。世界的错综复杂和矛盾冲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复杂的形势下，教育怎么办？

　　香港大学荣休教授、原副校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程介明提出同样的担忧。他在线上演讲时谈到，社会已经不是原始的工业社会的形态了，这是全球面临的时代挑战。教育如何摆脱纯粹的经济话语？这就需要重新思考教育的目标，重新定义教育质量。人们寄希望于教育能够培养个人和社会掌握适应变化并做出反应的能力。顾明远指出，教育的本质就是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和生命价值。

　　程介明表示，社会的发展需要自信、从容、有尊严的一代。他提出了四个思考：把素养放在舞台中心，如何培养品质高尚的人才；深化学习话语，如何把学习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如何为师生开辟空间，避免成绩、考试、学历占据全部空间；如何淡化“尖子”，变为多元概念。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张志勇在论坛上指出，要以正确的教育政绩观引领教育生态重构。“我们的教育生态在很多地方已经被破坏了，以升学第一为目标，而不是育人第一。在这样的情况下，德智体美劳的体系被肢解了。学校、家庭、社会教育同质化了。家庭教育则是补课、作业。”张志勇称，说到底，是立德树人的要求没有完全落实到体制机制上，教育的指挥棒在中小学实际上是考试分数和升学率。“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看GDP，教育发展看升学率”成为错误的教育政绩观的真实写照。张志勇表示，近年来，这种错误的教育政绩观不但没有得到扭转，反而愈来愈严重，不仅用升学率、重点升学率考核评价教育系统，甚至用北清率评价考核教育部门、学校和教师。张志勇呼吁，要树立正确的教育政绩观，加快教育生态重构。

　　他强调，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坚持科学的教育发展观。坚持以民为中心发展教育，不能急功近利发展教育，坚持系统思维发展教育，坚持尊重教育规律发展教育，坚持依靠教育科学发展教育，坚持底限思想发展教育。要用法规推进教育生态的重构。拔尖创新人才是推动科技创新、引领产业革新的核心要素，是人才资源中最关键、最稀缺的顶尖部分。面对新的产业革命，在培养 “从 0 到 1”范式突破的创新人才上，需要建立全社会呵护拔尖创新人才的生态。

　　著名经济学家、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汤敏指出，现在的教育选拔体系和拔尖人才的挑选体系，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对学霸型人才过度呵护，对偏科的奇才、怪才过早淘汰。对自然科学拔尖创新人才高度重视，对社会科学拔尖创新人才关注不够。同时，人才早期培养基本上都在城市，农村和县域的人才早期培养得不到足够的关注。此外，我国对拔尖创新人才的挑选和培养也缺乏相应的法制保护。

　　汤敏介绍，不少国家对拔尖人才都有法律支持，比如：美国《天才儿童教育法案》、俄罗斯《构建发现和发展青少年天才的全国体系方案》、英国《追求卓越学校》、韩国《英才教育振兴法》等。

　　汤敏建议，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教育法》， 将超常儿童纳入特殊教育的对象, 对具有特殊需要的学生的识别、安置、 选拔、培养、师资等方面作出规定, 为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培养提供法律保障。扩大和完善各种拔尖创新人才计划。继续扩大和完善“英才计划” “拔尖计划2 .0 ” “强基计划”等行之有效的计划， 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在小、中、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的衔接 培养。建议国家以及地方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环节提供专项经费支持。同时，中国科协、高校与科研院所、国家重点实验室、企业实验室资源向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开放。

　　汤敏认为，呵护奇才、怪才、偏才学生，要给他们一些特殊通道。适度扩大五大科学竞赛的范围， 增加人工智能、工程、环保等以及跨学科内容的竞赛，增加社会创新方面的竞赛。逐渐打破一刀切的小升初、初升高、以及高考制度，允许以科学的方式甄别、选拔和培养拔尖创新后备人才，为他们打造一定的绿色通道。扩大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和培养范围。探索以线上线下手段相结合，将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和培养范围扩大到农村地区学校的中小学生以及非重点大学的大学生。

　　汤敏特别提到，培养拔尖人才、挑选拔尖人才不能成为学校掐尖的借口，不能让它成为一个偏离教育公平的考试。他指出，不是每一个拔尖人才都能成功，不能对拔尖人才过度要求，因为获得成功的永远是少数人。

　　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从源头上落实“教育减负”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瞄准一个定位：将校内减负提质作为“双减”工作的治本之策，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使学生更好回归校园。 “双减”两年多，各地积极落实政策，从作业减量增效到延长课后服务，再到压减校外培训、推进中高考改革……

　　新教育研究院院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李镇西近日在线上开展了关于“双减”效果的调查，有630人参与。认为现在孩子的课业负担“适当”的人达60.79%。

　　在对学校“双减”满意度调查中，基本满意者占比32%，满意者占比是4%，不满意者占比26.5%。作业量减少是大家满意的主要原因。初中主科作业依然较多、 “评价不变，减负空谈”也成为大家对“双减”不太满意或不满意的原因。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名誉理事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杨东平表示，当前，“减负”面对的教育背景和社会背景，跟过去已经大不相同了。最突出的是少子化和老龄化，学龄儿童大幅减少，学习压力以及内卷严重。同时，还面对高学历人才“过剩”和基础劳动力缺乏的情况。

　　如何从源头减负？杨东平称，中国需要新的教育哲学，需要实质性的教育制度变革。实行自上而下的顶层制度变革，实行“源头减负”，而不是仅仅在学校和家长的层面上做“末端减负”。

　　“如果没有顶层的制度改革，考试制度、升学制度、评价制度不改，让老师和学生去改，这是不现实的。”杨东平认为，把“减负”转化为具体的教育实践，首先是要树立新的教育观、学习观、学生观。要以人为本，要善待儿童，培养具有自我发展能力，创业精神的终身学习者，而不是会迅速过时的考试机器，形成低竞争、低评价、低管控的教育生态。

　　杨东平称，现在的过度教育，是提前教育和过度操练为主。他认为，要从源头上减少课程数、学时数，大幅度降低教学难度、考试难度。同时，教育从源头上减负还要推行小学的全科教师模式，改善教育生态，改革并适时地取消中考，促进高中教育的均衡发展和多元化。

　　张志勇认为，一切以升学考试的教育体系，考试难度不断增加，造成学生负担加码，这是学生负担重的重要原因。

　　张志勇建议，教育要健康发展，政府层面应该有所作为。一是清理功利化、短视化的教育行为，要给教育战线创造一个健康发展的外部环境。二是在教育公平配置上下功夫，实现教育资源均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从源头上解决教育内卷。三是要给改革和创新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当前，社会和学界有人认为“减负就是不让孩子学习”。

　　张志勇表示，这其实是对减负政策的误读。减负是在调整教育结构，让德智体美劳的结构和谐起来，是在调整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结构，让孩子减过重的部分，补不足的部分，让孩子们的学习健康起来，环境更好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刘坚也表示，“减负”重要的是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事。在喜欢的事情上花费的时间可能更多，但也不觉得是负担。

　　刘坚及团队跟踪调查发现，能够保证每天睡眠、保证每天体育运动一小时、保证每天有营养早餐、不出现手机依赖、可以每天自主阅读半小时以上的中小学生，在学业成绩和幸福感上都表现很好。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烽认为，之所以学生学业负担重、竞争激烈，最重要的原因是教育体系没给多样化人才成长提供丰富的机会。

　　“一方面是教育内容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社会。另外一点，从小学到大学，学校都是排了队的。所有家长肯定愿意往前面的学校挤。高中阶段肯定是过于单一，特别是普通高中过于单一，不够多样化。”

　　王烽认为，坚持高中阶段的多样化是源头减负的重要途径和关键点。“高中阶段是教育体系的腰部，如果它不多样化，整个教育体系就没法多样化，目前它是一个瓶颈。”

　　王烽谈到，推进高中多样化有两条路径。一是学校多样化。一批职业教育的中职和一批普通高中能不能办成综合高中，将来形成高中阶段的普通高中、职业特色的综合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三大高中阶段学校体系。“在职普分流的国家，比如欧洲，学校多样化显著，比如语言高中、艺术高中、职业教育。美国就是综合高中。”二是课程多样化。我们国家高中课程中，学校自主权少，学生选择权有限。课程没有难度梯次，或者有难度梯次，只不过分成普通班和实验班。

　　王烽认为，实现高中多样化首先要扩大高中教学自主权，特别是校内课程的学分设置。还要加强课程资源和师资建设。同时，初中和小学阶段一定要减课，让学生广泛接触实践。从小学到高中，职业生涯教育要跟上。此外，还需要开拓升学路径，加强区域的教育资源统筹。

　　原国家副总督学，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原司长，清华大学教授王文湛谈到，工资制度、劳动制度和社会观念是当前分配、分工、分层的决定因素。“所以说，学生负担重，源头在社会，不在教育”。

　　王文湛谈到，从教材角度来看，我们的教材说难也不难。在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日本10个国家中，中国教材的难度大多排在第4-6位之间，属中等水平。“跟过去相比，当前课程内容分量大了，课程越来越多了。课程难度跟也增加了，过去高中不讲微积分，现在讲了。现在高中不讲三角，把三角挪到初中了。过去小学不讲代数，现在讲了。”

　　王文湛介绍，学习时间长也加重了学生的负担。我们的学生有大量的作业。作业有习题，很多习题是抄书本。还有的习题是编出来的，社会上根本不存在。同时，校内减负校外补也是中小学生负担重的原因。王文湛表示，“双减”政策出台以后，校外培训情况有所好转，但还远没有解决。

　　“课后延时服务”是国家“双减”政策下的一项实践措施，其直接目标是帮助家长解决学生放学后无人接送的难题。课后延时服务实施已有2年多，教师、家长和学生感受和评价怎样？

　　李镇西还于近日在线上开展了关于“课后延时服务”的调查。调查共收集有效样本31205份，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调查结果表明，自从开始延时服务，师生在校时间加长，普遍反映压力与负担都在加重。调查中，教师反馈统一的课后延时服务无法实现个别学生的单独辅导，兴趣培训、社团以及拓展活动等延时服务没有足够的师资与场地，延时服务的类别逐渐变成文化课补习，教师愿意上有偿的延时服务课而不想上正课。

　　有教师反映工作时间过长，以至于没有充足的时间备课、教研、充电，甚至晚上和周末的时间被各种会议挤占，导致无法照顾家人，就连自己的身体健康也受到影响。

　　对课后延时服务课酬，教师的主要反馈是课酬未发、少发、迟发或发放不合理、不均衡、不公开，经费有挪用情况。同时，教师也反馈课后延时服务课酬太低。

　　家长们普遍反映自己接孩子的实际难处被解决。一部分家长反映被迫参加延时服务。不少家长对于课后延时服务带来的问题提出异议，比如户外活动减少、放学安全隐患、用餐时间推迟、近视问题加剧、睡眠时长不足。

　　学生对学校课后延时服务绝大多数都认为 “可以学到新知识，很充实”，占比68.30%。另外，也有一些学生认为“在学校时间太长，约束太多，很疲惫”或“课程单一，内容枯燥无趣”。

　　李镇西认为，课后延时服务政策的执行要关注到城乡差异，因地制宜。可以充分发挥社区的作用，引进社会资源，招募志愿者或义工。

　　他建议，课后延时服务可以引进校外专业人员或有资质的教师承担。同时，应该有充足的经费保证，财政适当补贴学校，家长适量出钱购买服务，支付教师合理的加班课酬。延时服务要遵循自愿原则，时长急需缩短，最好严格控制。

　　另外，建设根据夏季和冬季调整作息。在有条件的地区，延时服务的内容可以更加丰富，而不是用讲新课和考试取而代之。

　　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评价制度改革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方案明确，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副院长、首届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质量评价指导专委会委员常生龙在12月9日下午召开的“教育评价制度改革”论坛上介绍了国际教育评价改革的四代范式。

　　常生龙介绍，以价值为导向，共建为特征的第四代教育评价理论的提出，在美国引起了很大反响。第四代评价的基本方法是质性研究方法和多元评价技术，其特点在于不是以单一的测试方法，而是以观察、记录学生完成的作品或任务、口头演说、实验等质性方式进行。第四代评价是怎样让教育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到评价之中，实现共同成长。

　　当下，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不确定性成为常态，工业时代的教育模式，大统一、规模化，在今天的新的转型时期已经完全不能适合社会发展的需求。如何培养学生具备面向未来的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是教育的重要任务。

　　智能时代需要智能教育，智能教育需要智能评价。常生龙介绍，教育评价将转向以服务导向、智能化为特征的第五代评价。未来，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基本完成之后，教育评价将逐渐成为深化改革的主旋律。无感测量和评价结果的及时反馈，将在学习活动中得到广泛运用。未来的教育评价会嵌入到学生真实的学情境之中，而不是在学习之外单独进行。评价引导学生个性化成长，将逐渐成为现实。

　　张志勇谈到，国际第四代教育评价改革提倡协商、对话和认同。这对我国评价改革有很大的启示，就是我们要淡化教育功利性。评价主体和被评价者相互进行对话、目标认同、价值认同，找到发展方向，找到前进方向。这是我们评价当中比较欠缺的部分。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生认为，在新的素质教育变革背景下，教育评价更多是在学习过程中的伴随式，评价和学习活动交叉进行，融为一体。在学习活动中，通过大量的伴随式数据反思自己的学习活动，成为教育评价改革的新方向。

　　山东省潍坊市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杜全平在论坛上介绍了潍坊在深化评价改革，构建轻负优质教育生态的一些做法。他谈到，潍坊市全面实施教师管理“三定三聘三评”改革。“三定”将激励资源打包给学校、引导学校自主办学。“三聘”“三评”在评聘中调动教师教学育人、专业发展的积极性 。

　　同时，建立覆盖全市10万名教师的线上师德考核库，制定师德考核10条意见，划出教师不得逾越的“36条红线”，业绩考核、职称竞聘、评先树优等一律实行师德“前置体检”。

　　给老师明确工作量、教学质量、育人成效等关键指标，摒弃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事项评比。制定20条教师减负落实清单，探索开展教师关爱十大行动，严格规范“进校园”事项，保障教师心无旁骛抓育人。还根据层级合理确定教师评价周期和指标，加强过程跟踪和增值评价。

　　在学生层面，潍坊市聚焦“多维多元”深化学生全面成长评价，采取多项改革。例如，出台新中考方案，建立“等级表达、多次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中考招生制度；学科成绩由分数全部转化为等级表达，有效解决“题海战术”“反复训练”“无限拔高”等问题，减轻了学生过重课业负担；考试次数由一次变为多次，一定程度上有效减轻了学生考试压力。并以最好成绩作为最终成绩，解决了家长学生对考试过度焦虑的问题；尊重高中学校招生自主权，采取特长录取与综合录取相结合，有效促进了学生个性化成长，助力了高中特色化发展；设立职教高考班，创新开展综合高中试点，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可能等。

　　教师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如何通过教师评价改革来把教育办好？人大附中联合学校总校常务副校长、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校长周建华认为，传统教师评价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缺乏较为客观的标准，注重教学成绩评价，忽视综合评价和差异评价，注重奖惩性评价，缺少发展性评价和对教师的反馈指导与人文关怀等。

　　周建华表示，现在对教师评价认识，首先是评价的功能。教师评价的诊断性工作，中介性评价在评优、评职方面要引用。特别重视教师评价的发展性功能，这里更重视过程性评价，要对老师的综合能力进行评价。更重要的是为老师更好的发展，能提供一些诊断性的意见和建议。而且这种意见和建议往往是个性化的，没有办法大面积进行，这需要我们深入工作。周建华认为，要用“五育并举”的新质量观引领教师评价。“破五唯”，重点破除“唯分数论”，注重教师在分数之外对学生发展的贡献，考察教师在立德树人、推动学生全面发展上的努力与成就。

　　周建华表示，分数是体现教师教学实绩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打破“唯分数论”不是不要分数。探索命题改革，聚焦学生的核心素养和全面发展。这样的评价才能真正发挥导向、诊断和发展作用，使教师不再搞“题海战术”，切实减轻学生负担。他介绍，在对老师的评价中，需要特别注重“减负”和“留白”。减去非教师教育教学的工作负担，为老师个性发展提供留白，让他们有自己的方向。

　　教育高质量发展，地方教育管理者在行动

　　本届年会，邀请到了六位来自不同经济条件和教育发展状况的教育局长，他们围绕教育高质量发展，分享了他们因地制宜、在实践中摸索总结出来的经验。

　　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教育局党组成员、总督学延鑫首先分享了该县坚持城乡一体发展，在“强镇筑基”改革试点镇街全覆盖的基础上，着力提升义务教育整体水平，为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蓄力赋能。

　　“永靖县移民中学成功创建全省17所卓越学校之一，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山区孩子上学远、上学难的问题得到很好解决。”作为民族地区的教育局长，甘肃省临夏州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小林介绍了临夏州教育扶贫巩固提升、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成果。

　　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明建平介绍了该区以“智慧教育 奠基未来”教育核心理念引领教育评价的成功做法。通过教育评价，提升了学校的自主发展力，增强了校长的评价领导力，培养了教师的评价实施力，提高了学生及家长的评价参与度。

　　安徽省芜湖市湾址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章斌侧重介绍了该区聚焦产业布局，全方位政策支持，助推各类职业学校快速发展，实现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共进互赢的经验和做法。

　　做为全国首批全省唯一中小学劳动教育实验区、全国唯一劳动教育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标准实验区，江苏省常州市政协副主席、教育局局长完利梅介绍了该市通过锚定顶层设计“圆心”、延伸课程体系“半径”、用好方式变革“圆规”、把准素养评价“标尺”、完善保障机制“网络”，构建适切性“常享劳动”育人体系，打造高质量“常有优学”城市名片的经验。

　　重庆高新区公共服务工委委员、教育事务中心副主任刘小红重点围绕该区新智慧教育聚焦“人的智慧化”、推动育人方式深刻变革，聚焦“技术的智能化”、夯实数字教育全新基座，聚焦“生态的协同化”、构建多跨协同教育体系“三化协同”，介绍了数字变革引领教育高质量发展进行的有益探索。

　　乡村教育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路径

　　“乡村教育振兴论坛”汇聚了教育界众多专家学者，旨在探讨乡村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路径。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深入剖析了乡村教育面临的挑战，包括学生规模减少、优秀教师流失和教育模式更新等问题，并呼吁共同探讨解决方案。

　　华东师范大学开放教育学院院长闫寒冰教授强调，乡村教育应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实现从面向知识技能的因材施教转向面向核心素养的因材施教。她提出，通过成本可控、成熟技术、解决重难点问题和验证布局等方式，可实现乡村教育的数字化赋能，进而实现高位教育公平。

　　广西师范大学罗星凯教授阐述了乡村学校在综合理科“3.0”课程和创新实践模式中，培养学生的动手、动脑、动心和合作能力。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我国乡村教育面临着乡村学校的撤并潮和乡村教师对未来发展的迷茫等挑战。他强调，加强乡村教师教育、提升乡村教师待遇和减轻教师的非教学负担，才能真正缩小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差距。论坛还设有两个圆桌分论坛。

　　由中国科教工作者协会人工智能普及教育专委会副秘书长刘欣老师主持的《乡村科技教育如何破局》的圆桌论坛中，围绕“乡村科技教育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协同发展”和“乡村科技教育的现状与破局”的话题，高通、亚马逊、华为等企业代表分享了他们在乡村科技教育中的实践经验。

　　曹楠女士表示，科技企业在乡村教育中担当着协作分享的角色。周建国先生提出，乡村科技教育不仅指硬件设备的升级，更是要让这些设备作为基础支撑，真正支持老师的教育教学工作，最终使更多的学生受益。阎妍女士指出，科技企业可以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开展相关培训课程，提升乡村教师的教学能力，并在过程中不断创新教学方式。

　　叶兆宁老师认为，科技企业在乡村科技教育中需要做好“重质量”和“重持久”两个方面，把眼光放在科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上，聚焦于乡村科技教师的成长。潘昆峰老师表示，科技企业在乡村进行的产业帮扶和科技教育存在着内在的关联，乡村基础设施等可以作为科技教育的载体或实验基地。洋葱学园的社会责任总监崔英子老师主持了《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挑战和机遇》的圆桌论坛，各位校长和教师代表就“乡村小规模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改革”和“乡村教育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王富贵校长提出乡村教育的三点关键：校长不是管理者，而是实践者和引领者；学校的任何动作都不能求大求全，而要符合人性；只要是对师生有益的，就要勇敢去做、坚持去做。张平原校长提出，校本课程的建设培养了学生的合作能力、探究能力、沟通能力等综合素养。

　　潘海建校长从生源和教师两方面阐述了乡村学校的困境，认为乡村学校可以通过引进公益项目来抓住机遇。孙殿英老师作为项目受益教师表示，项目提供的教师培训、教师交流平台使他充满归属感，信息技术课程中和学生的同成长使他体会到编程的快乐。

　　最后，友成基金会副秘书长苗青女士呼吁社会各界共同推动乡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祝愿各位嘉宾及所有教育从业者在新的一年里事业顺利，龙马精神。她强调，在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我们将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

　　师生幸福的教育就是高质量教育

　　幸福不仅来自需求满足的愉悦感，更是源自于真爱、奉献、尽责、成长等带来的价值感、意义感，促进师生不断向上向善、共同成长是幸福教育的真谛。

　　“我们的所有努力，都应该是为了他人和社会更幸福。所以，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不忘初心，主动为师生谋幸福。师生幸福的教育就是高质量教育，师生幸福既是高质量教育的结果，也是高质量教育的前提”。

　　在年会的“幸福教育论坛”开幕式上，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心安幸福教育发起人、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文东茅开宗明义。

　　如何对学龄前儿童实施幸福教育，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猎德幼儿园园长陈蓓蓓有她切身的感受，“走进儿童的世界，顺应儿童的成长节奏，在理解儿童的前提下，将‘幸福’具体、形象、直观化。换言之，对学龄前儿童实施幸福教育的前提是基于儿童视角。”

　　作为当地的幸福教育实验样本培育学校，浙江省余姚市城南小学的副校长陈雪媛分享了他们的经验，就是结合余姚地域文化特色，启动了阳明心学智慧指导下的幸福教育实验样本学校的培育研究。

　　通过研究找到方法，推动孩子在上中学之前完成自觉自主、幸福成长的关键任务，实现“让每个孩子的微笑”的办学目标。都说高三是一场经烈焰受钳锤般的冶炼，高三阶段如何进行幸福教育呢？唐倩茹，北大附中高三的一名首席导师和语文老师认为，通过高三这个熔炉来冶炼真金品德，在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绩优主义盛行的当下，回归教育的本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向着人人皆有所获、人人皆可成功、人人皆能幸福的美好愿景不懈努力。

　　山东省冠县桑阿镇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苏国峰认为，每个学生都是一枚完美的种子，应当让每个学生都能获得成功，成功体验增进学生幸福。而成功的标准不仅仅是学习成绩，学生的每一个闪光点的绽放都可以是成功。

　　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促进未来教育变革

　　12月8日下午，本届年会还召开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变革研讨会。会议围绕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变革的机遇挑战、应用场景、实践创新等主题，邀请教育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知名专家、青年学者及地方教育部门负责同志作了十余场主旨报告和专题分享，介绍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前沿，分享了教育改革创新思路和区域实践案例，提出了政策建议，为促进教育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提供了智力支撑。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李永智出席会议并作主旨报告。李永智在主旨报告中谈到，科技进步促进教育变革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全过程。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其历史意义不亚于蒸汽机、电力、互联网等技术，将对社会产生颠覆性影响。它已具备多模态信息的理解和推理能力，呈现出“智能涌现”特征，为解决人类刚需提供了全新机遇。但生成式人工智能仍然是基于概率推理，还存在知识幻想等问题，其强大的生成能力与数据偏向，会对人类高阶思维能力和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带来不可预知的影响。李永智认为，教育是受生成式人工智能冲击最为直接的领域，将对师生关系、教学方式、教育内容等产生深远影响，甚至会引发教育目标和教育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型。

　　为此，要加快开展有组织的人工智能认知教育，由政府主导建立适合未成年人的安全、公益、可控的“纯净”人工智能训练模型，深入开展有组织科研，跟踪关注国际前沿实践，培养智能时代的新型校长教师队伍，鼓励开展人工智能教育实验，努力以数字化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刘偲从图像、音乐、语言等不同类型生成模型的研究现状入手，介绍了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技术发展历程和教育赋能路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数字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曹培杰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使人类知识获取方式、思维方式、教育方式发生变革，要围绕赋能、变革、重塑三个阶段，打造区别于工业时代的教育新形态。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卢宇表示，目前多模态教育数据与教育领域知识共同为生成式教育大模型提供了基础性支撑，可对教学智能辅助，资源自动生成，以及人机协同教学构成支持。

　　北京市海淀区委教育工委书记、区教委主任杜荣贞介绍了海淀区坚持实用化、实践化发展，积极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教育的融合路径。

　　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局局长熊秋菊分享了长宁区坚持“活力教育”的价值追求，及在智能时代实现教师数字素养提升和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实践探索经验。之江实验室研究专家谢阳斌认为，教育专用大模型要以师生实际需求为导向，打破数据孤岛，实现技术整合，形成共建共享的创新生态。

　　博雅云课堂创始人梅也以AI数智课堂为例，介绍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数智学伴、数智助教等方面的应用。主旨报告后，根据参会代表在会上的互动评论情况，特别邀请重庆市九龙坡区教师进修学院、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等单位的参会代表分享现场生成微报告。

　　会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数字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曹培杰、之江实验室智能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黄宝忠共同发布了《重构教育图景：教育专用大模型研究报告》。报告聚焦教育专用大模型，从技术基础、应用现状、潜在挑战、创新构思、落地场景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性研究，旨在推动教育专用大模型发展，进一步深化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