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鉴于“不当教书匠，要当教育家”“教育家培养工程”等时下流行的提法和做法“有待商榷”，北京市教育学会会长罗洁呼吁，中小学教育真正需要的是“教书匠”。他以当下生态为例，指出教师忙于著书立说、栖身论坛、钻营课题，汲汲于名利却鲜有人想起“钻研教材、钻研教学、研究学生”等现象。实际上，教师本应安身立命的课堂，恰恰在“成名成家”的高歌猛进中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如此反讽的背后，是一场叫人深省的意义颠倒与价值迷失。

　　匠人所持的“匠人精神”或“工匠精神”，近两年来被知识界、教育界屡屡提及，并已取得一定认同。最典型的实证，莫过于欧洲：英国制表匠哈里森费时40余年仅造出5台航海钟；路易十六的王后定制一块怀表，匠人居然“磨蹭”了52年之久；最不可思议的是科隆大教堂，一代代前赴后继的工匠足足花了632年才建成。可以说，底层群体的这种“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低效”立场，以一种最朴实和勤恳的姿态呈现了人类智慧和艺术的灿烂结晶。反观我国，自先秦以来即有“匠人精神”传承，对精益求精而开风气之先的杰出贡献者均以“巨匠”相称。但在今日的教育语境中，已几近绝迹。

　　“教书匠”多被视作颟顸的敲钟和尚或迂腐的冬烘先生，既胸无大志，又技疏才浅，不过混碗饭吃而已。这种曲解，与近几十年来的“文化断层”有一定关系，教师一度成为“臭老九”，“教书匠”自然也成了避之不及的称谓。而“教育家”则大不相同，“成名成家”是国家、社会对个人价值的集体尊重与承认，也历来作为儒家道统的金字招牌，被广泛认可。所以，综合各种因素，“教书匠”的没落与“教育家”的崛起，是情有可原的。

　　罗洁会长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为“教书匠”正名的举动，让人反思甚至警醒当下对“教育家”，以及“名师”“名校”的浮夸跟风和过度消费。与传统匠人精神的“低效”不同，如今的“教育家”进入了“多快好省”的工业化乃至指标化的“高效”轨道，标准考核体系下的“纸面成长”大于实际经验，流水操作的量产模式侵蚀草根化的“野蛮生长”。如此的“高效”，让教师的数据化生存和指标化生长慢慢脱离了学生需要，教材、教案、教法多服务于表演与打分，所谓以儿童为中心的“生命立场”多经不起一句良心的拷问。

　　在这一层次上，我们回顾“人生为一件大事来，做一件大事去”（陶行知语）的匠人精神，就看出“教书匠”的可贵之处。这种精神，从教育学上看还有另一层意义：当代美术教育家李苦禅一生谦称教书匠，从不以“大师”或“教育家”自居。他女儿回忆道，“父亲说，教书，在课堂上一定要讲大家能听懂的大白话，就好比唱戏，人家花钱是看戏，而不是看你台下的功夫，所以教书如果是照本宣科念稿子就不必去了。”用孩子听得懂的话，讲他们原本不懂的道理，这也是“匠心”独具的所在。

　　真正安身立命于一名合格的“教书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若能数十年如一日坚守讲台、授业传道，不就炼成“巨匠”了吗？“教育家”不同于“思想家”“艺术家”，其本身就是“实践家”的代表，每一个兢兢业业的匠人，只要永怀初心，放弃对“高效速成”的迷信，把持住对“名利”的诱惑，就都是孩子和家长眼里最棒的教育家。在“匠人精神”的鼓舞和回归下，我们的教育，既需要精纯、深刻、儒雅的“老匠”“巨匠”，也需要笃实、勤勉、坚韧的“小匠”“普匠”。

　　（作者邱磊，系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教师）

　　《中国教育报》2017年03月23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