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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教育新闻 >理论时评

山东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焦桂美:孙星衍与毕沅

2020

/ 03/12
来源:

大众网·海报新闻

作者:

焦桂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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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沅(1730-1797),字纕蘅,江苏镇洋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一甲一名进士。乾隆四十五年(1780)为陕西巡抚,乾隆五十年(1785)为河南巡抚,乾隆五十九年(1794)为山东巡抚,乾隆六十年(1795)为湖广总督,嘉庆二年(1797)卒。毕沅虽为封疆大吏,然为政并非所长,《清史稿》本传云其“职事修举,然不长于治军,又易为属吏所蔽,功名遂不终”。毕氏爱才下士,则有口皆碑,《清史稿》云:“沅以文学起,爱才下士。”

  乾隆四十五年岁末,孙星衍受毕沅之邀抵达西安。时西安幕府初开,一时才人名宿踵至,以孙星衍、钱坫、吴泰来、严长明、洪亮吉五人最著:“毕公抚陕时爱才下士,校刊古书。时幕府之士甚众,其尤著者为常州吴舍人泰来、江宁严侍读长明、嘉定钱州判坫及稚存、渊如。”

  这一时期,毕沅幕府产出的成果多成于诸人之手,后汇入《经训堂丛书》。孙星衍为毕氏幕府所做贡献,文献多有记载:

  王朝梧云:“忆未识阁下时,有南人携示毕制军节署所刊《墨子》、《道藏》、《淮南》及所撰《关中金石》诸书,知出鸿笔订定,以为西河、亭林外有先生也。”

  王昶编《湖海诗传》“孙星衍”条注云:“《蒲褐山房诗话》:毕秋帆抚军在西安刊刻惠征君《易汉学》、《九经古义》、《禘说》、《明堂大道录》、《古文尚书考》诸书,皆渊如为之校定。秋帆撰《山海经校正》,亦藉其搜讨之力。故其学壹以汉魏诂训为宗,钩深致远,探赜索奥,孙瑴、董悦所弗能逮。”

  法式善《陶庐杂录》云:“毕氏灵岩山馆刻书,《山海经》、《夏小正》、《老子道德经考异》、《墨子》、《三辅皇图》、《晋书地道记》、《太康三年地记》、《晋书地理志新补正》、《长安志》、《关中金石记》、《明堂大道录》、《易汉学》、《说文解字旧音》、《经典文字辨正》、《书音同义异辨》、《乐游联唱集》十六种,其校正多出洪稚存、孙渊如之手。”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云:“毕公撰《关中胜迹志》、《山海经注校正》、《晏子春秋》及校刻惠征君诸书,皆先生手定。”

  孙星衍也参与了《续资治通鉴》的纂修工作,《竹汀居士年谱续编》记载该书“先经邵学士晋涵、严侍读长明、孙观察星衍、洪编修亮吉及族祖十兰先生佐毕公分纂成书。阅数年,又属公覆勘,增补考异,未蒇事而毕公卒,以其本归公子”。

  由上可见,在毕沅幕府的八年,孙星衍已经广泛涉猎了经学、小学、史学、地理、金石、方志、诸子等多个领域。在乾嘉学者中,孙星衍以博通见长,他的博通与这一时期的学术实践密切相关。

  在毕沅幕府的学术活动不但奠定了孙星衍的治学范围,同时训练了他的治学方法。如他在《校正山海经序》中讲到毕沅校勘《山海经》的做法:“秋颿先生作《山海经新校正》,其考证地理则本《水经注》,而自九经笺注、史家地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通典》、《通考》、《通志》及近世方志,无不征也。”毕沅不仅重视文献考证,也很注重实地考察:“先生开府陕西,假节甘肃,粤自崤函以西,玉门以外,无不亲历。又尝勤民洒通水利,是以《西山经》四篇、《中次五经》诸篇,疏证水道为独详焉。”毕沅校勘《山海经》采用的材料、运用的方法对刚刚走上学术之路的孙星衍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他纂修方志、考证古迹、著录碑刻,兼重文献记载与实地调查,与毕沅幕府的学术积累密不可分。

  在为毕沅校理古籍的过程中,孙星衍也衍生出一些自己的学术规划,如在校正《山海经》时,“星衍尝欲为《五藏经图》,绘所知山水,标今府县,疑者则阙,顾未暇也”。孙星衍后来与孙冯翼同辑《神农本草经》并付梓行世,也是受到毕沅的启发:“先生又谓星衍:孔子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多莫多于《山海经》。《神农本草》载物性治疾甚详,此书可以证发。遇物能名,儒者宜了。惜未能优游山泽,深体其原,以俟他时按经补疏。世有知者,冀广异闻。”孙星衍、孙冯翼同辑之《神农本草经》于嘉庆中刊入《问经堂丛书》。

  校书之余,幕府同人也常常登高临远,探访古迹。这些活动扩大了孙星衍的眼界,锻炼了其实地考察的能力。孙星衍在乾隆五十年撰写的《三辅黄图序》中,曾谈到自乾隆四十五年进入毕氏幕府五年以来的考察经历及这段经历对校勘《三辅黄图》的重要作用:“予以乾隆困敦之岁,聿始西征,游寓五载。中丞馆予上舍,此邦当路,欢若平生。延访名山,流连遗址。西观芒竹,东历阳华,北绕甘泉,南瞻子午。千门万户,指掌能图。四塞八川,画沙可述。又撰诸方志,旁求故实,颇悉源流,良亦此书之益。”

  毕沅幕府人才济济,又有其他学者时常来访,交流切磋,其乐融融。如孙星衍在《仪郑堂遗文序》中记载乾隆五十年(1785),孔广森因公事至河南中州节署,与毕沅、严长明、邵晋涵、洪亮吉等相见甚欢:“岁乙巳,余客中州节署,值顨轩以公事至。时秋颿中丞爱礼贤士,严道甫侍郎、邵二云阁校、洪稚存奉常皆在幕府,王方川编修亦出令来豫,极友朋文字之乐。”又在给王复诗集写的序言中深情追忆:“予在关中节署,秋塍来依毕秋帆中丞幕府参理文檄,中丞方开翘材之馆,同舍生以经学词章相矜尚。值姚观察颐、王廉使昶先后入关,又多从游佳士,暇日搜访汉、唐故迹,著书歌咏,以纪其事。”《乐游联唱集》就是他们游览、宴饮唱和的真实记录。《弇山毕公年谱》记载:“四十七年,公著《乐游联唱集》。时在幕府者:长洲吴舍人泰来、江宁严侍读长明、阳湖洪孝廉今翰林院编修亮吉、孙文学今山东兖沂曹道星衍、嘉定钱明经今乾州州判坫,皆吴会知名士。门人伏羌令杨芳灿序之。”

  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十一月十七日至次年二月二日,毕沅与幕府同人为消寒之会,唱和之诗汇为《官阁围炉诗》,其《灵岩山人诗集》中也记载了不少与诸人的唱和之作。毕沅还将方正澍、洪亮吉、黄景仁、王复、徐书受、高文照、杨伦、杨芳灿、顾敏恒、陈燮、孙星衍、王采薇等十二人诗作结集为《吴会英才集》,刊布流传。

  在毕沅幕府诸同人中,孙星衍以才华横溢著称。《孙渊如先生年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乾隆四十七年(1782),同人分题赋诗,孙星衍半夕成数十首,毕沅以演剧为赏:“是时节署多诗人,约分题赋诗,各题拟古,共数十首。同人诗成,君未就。与同人赌以半夕成之,但给抄胥一人,约演剧为润笔。既而闭户有顷,抄胥手不给写。至三更,出诗数十首,有东坡生日诗在内,即文不属稿之作也。中丞叹为逸才,亟为演剧。”

  毕沅对孙星衍与洪亮吉格外信任,不但赏识其才华,而且委之以公事。毕沅曾摩刻唐开成石经入觐进呈,并拟请孙星衍、洪亮吉、江声三人在西安书写清朝三体石经,写成之后进呈朝廷,此事虽因当权者阻挡而未能实施,但毕沅对孙星衍、洪亮吉的分外器重则不待赘言。《洪北江先生年谱》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记载:“时西安修浚城隍未竟而西事颇急,毕公属先生及孙君时假出游为名规画其事。”孙星衍《芳茂山人诗录·济上停云集》中《曹南督送赴楚官兵寄毕制府(沅)》诗,有句云:“作宦未深思入幕(在公幕府八年),谈兵渐惯当论文。萧萧车马辞曹渡,漠漠云山望楚氛。也似西师扫回鹘(番回蠢动,时随公在关中),盼公投笔树功勋。”这首诗写于乾隆六十年(1785),毕沅由山东巡抚出任湖广总督之时。诗中回忆追随毕沅的八年,时常参与军事活动,以至于谈论兵事与写文章一样成了习惯,恰可为洪亮吉年谱之注脚。

  孙星衍性情狂傲,不矜细行,毕沅对他尤为宽容。洪亮吉《北江诗话》记载:“吾友孙君星衍,工六书篆籀之学,其为诗似青莲、昌谷,亦足绝人。然性情甚僻,其客陕西巡抚毕公使署也,尝眷一伶郭芍药者,固留之宿,至夜半,伶忽啼泣求归,时戟辕已锁,孙不得已,接长梯百尺,自高垣度过之,为逻者所获,白于节使,节使询知其故,急命释之,若惟恐孙之知也。”况周颐《眉庐丛话》之“牛奇章毕灵岩怜才”条也有相类记载:“尚书灵岩毕公抚陕,孙渊如居幕府。渊如好冶游,节署地严,漏三商必下键,公自督视之。渊如则夜逾垣出,翌晨归,以为常。或诇以告公,弗问也。”

  孙星衍目无余子,常与同人议论不合,其《别长安诗》之一云:“洛下东西屋接联,等闲人望若神仙。未妨皇甫轻居易,日日危谈动四筵。”注曰:“予与严道甫、钱献之、洪稚存、王秋塍客节署最久,议论时有不合。”在这首诗中,孙星衍自比性情偏激、与人不偕的皇甫湜,狂放之态约可想见。

  不仅如此,孙星衍还喜欢嘲讽谩骂他人,同人不堪忍受,欲群殴而攻之。身为幕主的毕沅不仅不以为忤,反而别构一室,单处星衍,馆谷倍丰于前。乾隆五十一年(1786),孙星衍要从大梁节署回籍参加乡试,毕沅馈赠盘缠。幕府同人打算拦截于路,以报平日所受凌辱。毕沅得知,盛张宴席,与幕友痛饮达旦,假托星衍有事,使其天明脱身上道。

  正是在毕沅的包容、呵护、提携下,孙星衍得以追随其从西安到中州,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考中进士,进京赴职。

  孙星衍在毕沅幕府的八年,也是毕氏网罗人才最盛、产出成果最多的八年。孙星衍进京以后,毕沅幕府成员各奔四方,著述之事逐渐零落,孙星衍为此深感惋惜。

  在毕沅幕府的经历,对孙星衍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他此后的治学方向奠定了重要基础。孙星衍对毕沅始终心怀感激并在诗文中多次表达,如《芳茂山人诗录·澄清堂诗稿》卷上《别长安诗》有句云:“识字时时一座倾,著书往往食前成。傍人漫说狂如故,北海如今荐正平。”同卷《汝南道中寄别熊存甫太守》云:“怜才节度(谓弇山中丞)风流守,一代梁园大雅存。交到忘年惟北海,饮能十日共平原。”于《游随园赠袁太史七首》之一云:“五年客梦此山中,重过名园话不穷。惟有先生与开府(谓毕中丞),相逢教吐气如虹。”

  (节选自焦桂美著《孙星衍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50-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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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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