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管仲究竟具有怎样的历史地位？他究竟以什么形象活跃在人们的记忆中？综观历史记载及后人的评论，我们发现在管仲身上至少体现了三种不可泯灭的精神：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为社稷而生死的爱国精神，尊王攘夷以卫华夏的民族精神。凭借这三种精神，他于春秋初年实施变法改革使国富兵强，他舍弃匹夫匹妇的小节小信、以身仕仇献身于社稷建设，他匡合诸侯、卫夏攘夷使周王尊、民族文脉传。可以这样说，管仲是一位富于创新意识的政治改革家，是一位坚定的爱国志士，是一位被后人景仰的民族英雄。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管仲生活在周室衰微、四夷交侵的春秋前期，彼时“天子微弱，诸侯力政，皆叛不朝。众暴寡，强劫弱，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之不绝若线。”就管仲即将一展治世之才的齐国而言，前任齐侯穷兵黩武、四面树敌，不但“不听国政，卑圣侮士”且“唯女是崇”，以致“戎士冻馁，戎车待游车之 ，戎士待陈妾之余。优笑在前，贤材在后。”至桓公继任，齐国国力已衰、威信已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管仲的出现才具有了挽历史于狂澜的历史意义。

　　作为政治改革家，管仲事迹主要表现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积极主动地在齐国实施变法以富国强兵。东周以降，生产力发展逐渐改变着旧有的生产关系，社会各阶层矛盾冲突渐多，之前以周礼为中心的社会规范逐渐失去效用，在新的经济基础上结成的利益集团冲击着以血缘为纽结的宗法关系。可以说，那是一个一切将有大的变革并且必须有大的变革才能推动历史发展的时代。正是敏锐地发现这一社会动向，管仲才在齐国舞台上重整纲纪、补偏救弊。他针对井田制的衰败，对齐国土地进行稽查核实并进行再分配。他区分陆、阜、陵、墐、井、田、畴不同类型的土地，努力做到让人民平均占有土地。他根据土地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赋税标准，解决了井田制下因对人民赋税过重和不公正而带来的人民四处流亡问题。为使社会各阶层队伍保持稳定，他按照职业和既定的比例把民众区分为士、农、工、商四种类型，分别安置于固定的生活区域，让他们各自承担不同的社会义务。在四民分业定居的基础上，他又三分国域之士、五分鄙野之民，并把政府行政建置和国家军旅编制相融合，创建了一种在行政掩护下行施军旅之实的军、政一体化组织，很快培养出一支“守则同固，战则同强”“方行于天下……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的军队。针对天子失官、众多贤能之士游走于天下民间的现实，他大胆破除“大人世及”的宗法世袭制，果断地推行从底层民众之中选拔优秀人才担任基层官员和上卿之佐的三选用人制，保证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并随时为国家所用。在社会管理方面，他“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对之前的周礼作有批判的继承，同时又融入法治的元素，采取“见怀思威”的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策略。他充分利用齐国的自然条件，“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大力发展经济生产，以致“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管仲的改革不仅使齐国走上富强之路、奠定齐国称霸诸侯的基础，还泽惠后世百余年。对此，司马迁说：“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针对上述改革及取得的实绩，三国时期刘劭评论说：“建法立制，富国强兵，是谓法家，管仲……是也。”管仲被誉为富有改革精神的法家当之无愧。明代赵用贤看到管仲不泥于祖宗遗法、勇于创新的精神，称赞说：“王者之法莫备于周公，而善变周公之法者，莫精于管子。”民国梁启超则直称管仲为中国的“最大政治家”。

　　作为爱国志士，管仲事迹主要表现为严格区分忠君、爱国两种行为，认为国重于君，可为国家负重而生而不可专为一君一主轻身而死，因而在生死关口，毅然放弃以身殉难的短见之举而把建功立业作为自己的生命追求。齐侯襄公在位无道，鲍叔牙、管仲遂分傅先君之子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与纠出奔避难。襄公被弑后，纠在与小白争夺君位的较量中失败致死。同为纠的太傅，召忽认为自己所傅之人已死于政敌之手，如果自己不以身殉职反而苟活被其所用，则是再次辱命辱身。于是，他以“自刎而死”作为了对人生的终极追求。而管仲呢？面对同僚以身殉难，他作出先生存后建功的抉择。生存下来，决不是惧死贪生的懦夫行为，在生存背后是宏大的事业追求。这种追求已远远超出效忠于一君一主的狭隘君臣观念，它是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管仲自视为“齐国之公人”，断“非公子纠之私人”。他凭着强大的自信，认为己生则国家有兴盛的希望，己死则国家可能身陷泥淖无力自拔。在管仲身上，始终洋溢着兴国安邦的使命感。他说：“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国家民族的利益始终高于个人的恩怨私情，为了社稷人民的福祉可以放弃小礼、小义、小节、小信。“世俗论者，往往以忠君爱国二事相提并论，非知本之言也。夫君与国截然本为二物。君而为爱国之君也，则吾固当推爱国之爱以爱之；而不然者，二者不可得兼，先国而后君焉。此天地之大经，百世俟圣人而不惑者也。泰西之英雄，殆莫不知此义，若我中国之英雄，其知之极明，而行之极断者，其惟管子乎？”这是对管仲作为爱国志士形象的精准概括。

　　作为民族英雄，管仲事迹主要表现为始终维护华夏族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权威，积极联合中原诸侯逐击四夷侵扰。东周以降，周天子没有能力号令诸侯，其天下共主地位受到挑衅。举几个明显的例子：郑庄公即位后，周平王竟因惧怕庄公而提出互换太子作人质来取信庄公；后来，郑庄公因不满周桓王作为，便派军队将周王室温地的小麦带走，又将周室洛阳成熟的庄稼割去；桓王免去郑庄公左卿士之职，郑庄公不入朝拜见；同年秋天，桓王亲率周室兵力并联合蔡、卫、陈三国伐郑；郑庄公不但大败周室联军，其将领还用箭射中桓王之肩。此时，周边民族也趁华夏内乱不断侵扰周室诸侯。鲁隐公时期，北戎侵郑。鲁桓公时期，北戎伐齐。鲁庄公时期，戎族侵鲁，又侵燕。鲁闵公、僖公之世，狄族灭温、入卫、伐邢、伐齐、伐鲁、伐郑、伐晋。南方楚国亦自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可以说，当时以周天子为首的华夏民族既有内忧又有外患。在这种忧患迭加的时刻，管仲自觉扛起尊王攘夷的大旗。所谓尊王，就是尊重周天子天下共主的最高政治权威，并号召华夏诸侯以礼事周。比如《左传》庄公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赐齐侯命，且请伐卫，以其立子颓也。”“二十八年春，齐侯伐卫。战，败卫师。数之以王命，取赂而还。”这里的“请”“数之以王命”，正是管仲敦促天下诸侯礼尊周王的表现。所谓攘夷，就是把各路诸侯团结起来，保护华夏文明，抵御四夷入侵。比如《左传》闵公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齐人救邢。”在尊王与攘夷之间，尊王是基础，攘夷是结果。王不尊，则华夏诸侯失去凝聚的中心；失去中心，则失去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能力。所以，攘夷的前提是尊王，否则攘夷将成为一句空话，而攘夷与否又直接关系着华夏文明能不能生存延续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孔子看得非常清楚。他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从这个意义上讲，攘夷的价值实在重于尊王。而就华夏民族的历史发展看，春秋时的四夷在战国时期已部分纳入华夏大家庭，之后又有其他民族融入，因而华夏族的民族内涵是随着历史发展而有所变化的，但在既定历史时期，当融入了诸多民族的新的华夏族受到外族入侵时，团结一致共同对外的攘夷口号依然是适用的。因而，以管仲为代表的尊王攘夷形象就具有了永恒历史感召力的可能。依笔者之见，凭借尊王尤其是攘夷的形象，管仲在政治改革家、爱国志士的基础上，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国历史上民族英雄的代表。

　　作为逐除外侮的民族英雄，管仲成为民族危难之际士人寄托收拾破碎山河的理想所在。西晋王朝被匈奴政权推翻后，晋室司马睿在江左称帝。由于王导颇具将相之才且在东晋王朝的建立和巩固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很多人便把回戈匈奴、收复故土的希望寄托在王导身上。据《晋书·王导传》：

　　晋国既建，以导为丞相军谘祭酒。桓彝初过江，见朝廷微弱，谓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来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将何以济！”忧惧不乐。往见导，极谈世事，还，谓顗曰：“向见管夷吾，无复忧矣。”

　　又据《温峤列传》载：

　　于时江左草创，纲维未举，峤（即温峤）殊以为忧。及见王导共谈，欢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复何虑！”

　　桓彝、温峤固然从王导身上看到王朝复兴的希望，却又不约而同地把王导比附管仲，由此而论，这正是管仲作为攘夷的民族英雄历经千年依然具有历史感召力、其地位依然无人取代且

　　不可撼动的原因所致。清人查元偁评论说：“晋氏江左推王导为夷吾，北抗石赵，西却符秦，绵祚三百年。”由此可见，民族英雄在鼓舞民族斗志、重树民族自信方面是多么重要！查氏还联系两宋时期金兵入青城而北宋亡、元兵入皋城而南宋亡的历史，表达因世间缺少管仲那样的攘夷英雄致使国破山河碎的悲伤叹惋之情：“嗟乎，使汴宋之末有管子，则无青城之辱；理、度之朝有管子，必无皋亭之祸！”

　　自洪武、永乐后，明王朝对边境少数民族政权的威摄力迅速下降，一系列的边境冲突频繁发生。瓦剌、鞑靼兴起造成北方边境不安，倭患成灾又导致南方边境不宁。土木堡丧师，英宗被俘；庚戌之变，明王朝畏敌坐守京城，任鞑靼军在城外烧杀掳掠。这一切均说明，四夷对华夏的侵扰已严重威胁到明王朝的政治安全。怀抱家国之忧的王世贞大声疾呼：

　　昔宋之南压于金，若卵矣。而濂闽之徒，日谆谆以正心诚意之说告其君，至于用略焉，万一不幸而君任之，井吾田、车吾兵，不踰时而社稷饱敌矣。於乎，今安得起仲而将相其才，使之南治岛、北却敌，徐而置。

　　上述文字中，王氏毫无遮掩地再次肯定了作为民族英雄的管仲形象。历史选择王世贞并让他作为代言人，表达了急切盼望“管仲”复生以担负起抗击四夷艰巨使命的美好愿景。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列强采用文化、经济、军事侵略的方式，妄图将中国变为其殖民地。对于那些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封建士大夫来说，这一切比之战国时期杨朱、墨翟对人们认识的扭曲、心灵的蛊惑更为可怕。因为，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思想是非问题，而是关系到华夏民族可能被西方列强吞噬，进而亡国、亡天下的种族消亡问题。强烈的华夷观念，自始至终认为夷不若华、华胜于夷的传统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今之天下，邪说流行之天下也。如罗马、天主、耶稣诸教出，非空非元，不言为我、兼爱，不言烧丹、炼汞，以天堂真主之幻，簧鼓斯世，树党立帜，更有甚于杨朱、墨翟者。彼教之来也，初则无业游民惑于利而倡之，既则富家大贾从而效之，终则山陬海陲，踵而行之，一倡百和，忽焉而中西之学开，忽焉而会审公堂立，忽焉而衣裳冠履之制变，忽焉而关榷征敛之权分，忽焉而各要隘俱成租界矣，忽焉而畿禁内通设公署矣。语言文字，创立学堂以效之；机巧变诈，显泼金钱以习之；互立公使，而主藩之义绝；准设专官，则华夷之判难。是道也，何道也？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孟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今则变于夷矣，非特一变已也。彼之意，以人心之从违为立足之根本，借通商立埠为据地索偿之先声，借电机轮舰探讨形胜之消息。运货出口，则中土之财源竭矣；发机开矿，则山川之血脉罄矣。相踞数十年而杂处之，并得遂其无厌之欲。一旦乘其危而制之无方，听其开煤矿、封海口、阻洋面、毁重防，纵横海上而坚舰无多，视百万堵海雄师，如入无人之境，将使縻师老饷，伺其乱而倾覆之，在内之习其教者，又从而煽惑之。以鬼蜮之心，豺狼之性，称为教主，以乱天下。其祸之烈，不更甚于杨朱、墨翟哉？”

　　在此危急存亡之秋，中国士大夫再一次把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于尊王攘夷的民族英雄。他们认为，只要管仲那样的英雄复出，定能攘夷狄安四邻，而重建儒家盛世的愿景就一定能实现：

　　今之天下，邪说流行之天下也。安有管子之才出，横扫斯世，荡清宇内，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鼾睡。将使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四夷宾服，重泽来朝。于是，孔孟之道尊，而尧舜三代之隆不难再见于今日矣。

　　管仲在，则华夏安；管仲不在，则期盼管仲复生。管仲已成为驱攘四夷、护卫华夏的一面旗帜、一个偶像。除了用“逐除外侮的民族英雄”，用“民族危难之际士人寄托收拾破碎山河的理想所在”去描述管仲、形容管仲，还有比这更合适的词汇吗？

　　今天，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需要大力弘扬中国精神。中国精神归结为两点，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而这一切，早在两千六百多年前的管仲身上就已经完美体现出来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改革创新的时代之魂，也是早在两千六百多年前由尊王攘夷的民族英雄——管仲奠定了的。数千年来，我们经常提起他，也经常因他的存在而对未来满怀希望。这正是华夏历史馈赠给我们的无比坚定文化自信的表现。

节选自：耿振东《〈管子〉学史》，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007－10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