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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教育新闻 >理论时评

山东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焦桂美:孙星衍与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交游

2020

/ 03/12
来源:

大众网·海报新闻

作者:

焦桂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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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邮王念孙(1744—1832)、王引之(1766—1834)父子是清乾嘉时期著名经学家、小学家、校勘学家,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王念孙父王安国,官至礼部尚书,亦以学著。《清史稿·儒林传》云:“论者谓有清经术独绝千古,高邮王氏一家之学,三世相承,与长洲惠氏相埒云。”

  刘盼遂撰《高邮王氏父子年谱》时曾经慨叹:“王氏父子诗文存者绝少,故其事迹较难考索,又于当世绝寡交游,故同时人集中亦罕见先生之事。”孙星衍与王氏父子交往长达三十年,情隆谊深。其交游材料虽存者无多,然藉之可对孙、王交往略作梳理,并由此稍窥乾嘉学术风气之一斑。此以孙星衍的活动轨迹为主线,分居京官前后、为山东兖沂曹济兵备道及丁母忧期间、为山东督粮道三个时间段对孙星衍与王氏父子之交游予以考查。

  Ⅰ.孙星衍居京官前后与王念孙之交游

  早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孙星衍与王念孙已有交往。其致王念孙札,云其将新校刻的《一切经音义》送览王念孙事:

  唐《一切经音义》送览,中讹舛甚多,缘急急随中丞移官中州,几不能蒇事也。明日需到西苑销签,迟日再趋聆老前辈教训可耳。星衍顿首于纸。送粉坊琉璃街工部王大老爷。

  前已言及,孙星衍在江宁瓦官寺读书时发现唐释玄应的《一切经音义》中保存了很多重要的小学材料。至陕西毕沅幕府后,即嘱当时的咸宁知县庄炘校勘行世。庄炘邀请钱坫、程敦、洪亮吉、孙星衍等同校,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刻出。周中孚论此书之价值、影响云:“自唐以来传注、类书皆未及引,通人硕儒亦未及览。武进庄(炘)官咸宁知县,至大兴善寺,见《转轮释藏》,求其卷帙,善本犹存,乃与嘉定钱献之及阳湖孙渊如师同为校正,刊而行之。于是学者俱争求是书,几与陆氏《经典释文》同科矣。”因孙星衍有功于该书之发现、校刻,故书刻出后,即送一部给王念孙。信云“中讹舛甚多”,主要是由于毕沅该年由陕西巡抚调任河南巡抚,孙星衍等随其迁移,以至于仓促之间几不能蒇事所致。

  孙星衍乾隆五十二年(1787)考中进士后,先为翰林院编修,后任职刑部,至乾隆六十年(1795)外任,任京官共计九载,与同官京师的王念孙情投意合,因缘更深。期间,孙星衍曾以自己补辑的《古文尚书马郑注》请教王念孙:“予校订《尚书》马、郑注”,“又质疑于王侍御念孙。”

  Ⅱ.孙星衍为山东兖沂曹济兵备道及丁母忧期间与王氏父子之交游

  乾隆六十年(1795)五月,孙星衍奉旨简放为山东兖沂曹济兼管黃河兵备道。此前十日坠车折足,医言百日可愈,故八月始奉祖母许太夫人、母金夫人暨两弟星衡、星衢眷属赶往山东德州。

  在孙星衍伤足的这段时间里,王念孙的倾心关照使孙星衍深受感动:“客年因足疾卧床,屡承存问,并荷关爱,深情至今感激。”这年,王引之考中举人,孙星衍从山东道署致信王念孙表示祝贺:“闻令郎高捷,喜而不寐。”孙星衍一直密切关注着王念孙《广雅疏证》的进展,于此信中殷勤询问,并向王念孙禀告了自己初任山东的所作所为——虽因忙于公务,无暇读书著述,但足迹所至,寻访古迹碑刻,亦时有所获:“侍自抵任后即奉檄办案,又以兼司都水,南北履勘浚工,无一日之息,书麓俱未发视。然山左多古迹,所到之处,手执《桑经》、唐宋人地里书,寻求古迹古碑,颇有所获,此可告前辈者。外间凋敝,非清心寡欲,不能稍养地方元气,未免官贫之虑耳。”孙星衍还向王念孙问候王引之并希望借得《经诂》一册为之刊刻:“前借《经诂》一册祈抄寄,当为梓行。”

  嘉庆四年(1799)六月二十九日,王念孙致函孙星衍,为去年孙母辞世未能致唁深表歉意:“去年惊闻太夫人辞世,匆匆未及修函敬唁,至今歉然。”金夫人于嘉庆三年(1798)六月二十七日卒于山东兖州官舍,九月孙星衍举家南归,此时正丁母忧居金陵祠屋。王念孙同样关心着孙星衍的学术进展:“《问字堂文集》别后凡增几种?发明汉诂者必多。何时一一读之,以祛茅塞。”

  对孙星衍一直关心的《广雅疏证》,王念孙于此信中告知已经完成,并拟派人送呈孙氏:“念孙《广雅疏证》近已成书,十年之力,幸不废于半途,容觅便人,寄呈教正。”《广雅疏证》是王念孙的代表作之一。书出,学者比诸郦道元之注《水经》,注优于经,享有盛誉:“《疏证》校订甚精,援引甚确,断制甚明,尤善以古音求古义,而旁推交通,辟先儒之阃奥,作后学之津梁,为自来训诂家所未有。”

  王念孙在这封信中言及儿子王引之高中进士事并对自己累于馆课、荒废学业的近况表示忧虑:“小儿引之,今岁受知于朱尚书,殿试名居前列,差可慰先生期望之意。但渠近日有馆课之累,而旧学渐荒矣。”此“朱尚书”指朱珪。王引之于嘉庆四年以一甲三名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

  孙星衍得王念孙书极为欣喜,随即致书王引之以示庆贺:“前闻大魁捷报,喜不自胜。”与王引之同榜考中进士的有姚文田、吴鼒、张惠言、陈寿祺、胡秉虔、郝懿行等,朱珪为会试主考官,是科得人极盛,有“一时朴学高才搜罗殆尽”之谓。其中,绩学之士张惠言(字皋闻)也深受孙星衍器重,孙星衍因此特别关照:“新科好学者谅不少,张皋闻定相得也。”

  孙星衍于此信中问及念孙《书诂》是否刊出,并希望惠赐新书先睹为快:“尊甫前辈曾有札来,弟关心足下。前示《书诂》一编,未知刊出否?再,尊甫《广雅》注及《古姓名考》均祈惠一册,望之至切。”丁丙《八千卷楼书目》著录《尚书训诂》一卷,云“国朝王引之撰”,抄本。刘盼遂在《高邮王氏父子著述考》中提出《尚书训诂》与孙星衍所说《书诂》或系一书,但因未能比观,疑不能定。《尚书训诂》今存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许华峰撰有《王引之

  孙星衍时丁母忧,侨居金陵,没有俸禄收入,生活相对困顿,好在与书为伴,研读不辍,差可告慰。其与引之言及当时状态:“弟伏处南中,薄游负米,近状无足述者。惟不肯尽荒旧业,书笈自随,到处亦有古人捧手之乐可告知己,都门素心人复有几辈?”

  Ⅲ.孙星衍为山东督粮道期间与王氏父子之交游

  嘉庆九年至十四年(1804-1809),孙星衍与王念孙同时为官山东,交往更密。

  嘉庆九年,六十一岁的王念孙授山东运河道职,至嘉庆十五年改任永定河道。孙星衍丁母忧后,于嘉庆九年二月奉旨补授山东督粮道,至嘉庆十六年解职归田。也就是说,自嘉庆九年至十四年的六年里,孙、王同时任职山东,一为督粮道,一署运河道;督粮道官署在德州,运河道官署在济宁,相距不远。期间二人当多会晤、交流,也有书札往复。此仅以罗振玉辑《昭代经师手简》、王重民辑《孙渊如外集》所收孙星衍与王念孙、王引之书信数封,粗略探究一下这段时间孙、王交游概况。

  嘉庆十年(1805)前后,王引之曾请孙星衍从《太平御览》中钞寄《埤苍》后半部。孙星衍官署藏书有限,无力办理,故复书致意:“昨奉手书,询及《御览》所引《埤苍》后半部,尚未钞寄。弟处无从检复,连日岁事匆忙,甚以为苦。”

  在这封信中,孙星衍言及请马宗琏之子马瑞辰编次章宗源所辑诸书,并问及请王引之编次的汉仪注是否完成事:“章逢之有辑本《琴操》、《物理论》、《先贤行状》等,适有马同年宗琏之生子来此,好学深思,属为编次。前寄尊处之汉仪注等,未知阁下得暇为撰次否?”

  此信未署写作时间,据《平津馆丛书》中《琴操》、《物理论》、《汉官七种》等书的刊刻时间约可推断。《物理论》刊于嘉庆十年(1805),《琴操》二卷附《补遗》一卷刊于嘉庆十一年(1806)。汉仪注指孙星衍辑校的七种有关汉代官制仪式的著作——《汉礼器制度》、《汉官》、《汉官解诂》、《汉旧仪》、《汉官仪》、《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汉仪》,总称《汉官七种》,亦刊于嘉庆十一年(1806)。下文又云“逢之复有《汉官仪》,检出再寄。此须合聚珍板本阅定,抱经先生曾补其遗,未知备否?”知此时孙氏尚未检出《汉官仪》寄付王引之,更未经引之补辑。由以上信息推断,此信的写作不会晚于嘉庆十年。

  在这封信中,孙星衍告诫王引之,撰成之书当录副保存,不要像自己早年在毕沅幕府一样,虽考证古书甚多,却因未录副本多致散失:“凡撰成成帙以后,必宜录出副本,存友人处以防遗失。弟生平考证古书甚多,在秋帆先生处时精力亦好,惜编次书多已失之,可为前鉴。”

  孙星衍的这一经历不仅有自身的切肤之痛,而且在乾嘉学人中具有普遍性。诸如顾广圻、严可均、洪颐煊、毕以田等,一生大部分时间供职于他人幕府,成果的著作权不归己有,如不留副,便难以对自己的成果做出明确界定。那些未能刊刻又未留副的作品,贡献更难为外人知。基于自己的经历,孙星衍拟借录王引之整理的任大椿的《小学钩沉》及王引之所撰《尚书故闻》,如经同意,即让其弟在济宁节署誊录,以免遗失:“阁下所撰、任子田小学如可录本,当属舍弟借录一分,即在济上办理,不虞遗失也……阁下所撰《尚书故闻》又再录,诸经改名亦思抄一副本。”

  孙星衍在做《尚书今古文注疏》的过程中,精研《金縢》,认为“秋大熟”以下为《亳姑》逸文,他将这一发现告知王引之:“顷细绎《金滕》‘秋大熟’已下云云,竟是《亳姑》逸文,后儒误入《金滕》篇者,合《尚书大传》、《史记》观之甚悉,曾作一考,文多,惜不及录以奉质。”

  约与上书同时而稍后,孙星衍又写给王引之一信,当为引之托检《白孔六帖》所作的回信,以“至委检《白孔六帖》,此书尚未携来,无从奉寄”为告。此书亦未署年月,中有“章逢之《古史考》、《琴操》等俱有辑本,略为编次,未能妥美”之语,知《古史考》、《琴操》已由上书的“属为编次”至“略为编次”,但尚未完成。《古史考》一卷,蜀谯周撰,章宗源辑,嘉庆十一年(1808)刊入《平津馆丛书》。

  孙星衍在此信中再次提到自己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即认为《尚书·金縢》“秋大熟”以下当为《亳姑》逸文,拟将就此写成的专文抄出征求王引之意见:“衍考《尚书大传》及《史记》,知《金滕》‘秋大熟’已下实非《金滕》之词,盖《亳姑》逸文,汇抄一册,马孝廉见而韪之,细加考核,以为信然。俟抄出,质之大雅。”此考核之文当即《平津馆文稿》中的《尚书错简考·亳姑逸文》。由以上信息知该信与上信时间相近。

  在这封信中,孙星衍因王引之寄赠《书诂》而引发了对王氏父子的由衷敬佩:“接奉手示并寄大著《书诂》,循诵回环,佩服无既。训诂声音之学,至是而大明,后学可为一隅之反。弟所考‘爰’字即‘曰’,即‘于是’,如‘土爰稼穑’之亦作‘曰’,‘思曰赞赞’之即爰思。‘夔曰:戛击鸣球’之即‘夔爰’,《史记》作‘夔于是’,可以类求。”

  孙星衍对时近人据唐僧一行《大衍历》及西法推断三代天文的做法极为不满,认为当求之古书,体现了他比较突出的崇古倾向与维护国粹、反对西学的决绝态度,代表了乾嘉时期一些传统学者对西学的基本看法:“弟尝以为读三代之书,当知三代时之训诂。考三代之天文,亦应用先秦已前天文之学《巫咸》、《甘》、《石》、《援神契》、《考灵耀》诸书皆宜引证,次则《淮南·天文训》、《史记·天官书》。近世辙据《大衍历》及西法证之,率云古疏而今密,亦不合辙也。阁下以为何如?”

  孙星衍又因王引之提及《大象赋》刊刻过程中出现的意外,抒发了在山东刻书不及金陵方便的感慨:“安德孔道,应酬录录,实无余闲。所刊《大象赋》亦因刻字人跑逃,未能速竣,比之南中,一切不便。”

  在孙、王同官山东期间,孙星衍随时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向王念孙禀告。《孙渊如外集》卷五《与王念孙书》云:

  三春于役潞河,未及奉札。伏稔老前辈政祉潭禧,与时并茂为颂。卫河督浚,诸仗擘画贤劳,此时水长,似可无虞,叨芘不浅。侍于月初交粮完竣,望后舟过东光,计廿前可以抵署,节前后有上省之行,须秋间方到济上谒晤。数月睽违,不胜企恋耳。舟中为《书今古文义疏》,成《皋陶谟》一篇,抄出清本,再为奉政。细绎旧注,始知今文之义俱胜古文,由伏生亲见百篇全书,授学夏侯、欧阳,比之贾逵诸人推究古篆立说者,自为有据。史迁虽右古文说,而用今文甚多。惜江、王、段三君子,皆右郑而忽《大传》、《史记》之文,即如十二章之说,似不及《大传》五章之义。今作文一篇,略为证释,附寄老前辈训正,恕未录清本。侍之为疏,则各就今古文疏通之,并不敢折衷,使观者自觉今文之胜,便中乞示教。不一,专此即候升安。伯申大兄来署否?闻新刻成《书诂》,乞赐一册。怀祖前辈阁下。馆后学孙星衍拜启。

  张同年宗源已到京,为道候。《尸子》已刻,今宋定之近状何如?稍有定所,当邀其疏《尚书》也。

  此书未署撰写时间。《孙渊如先生年谱》于嘉庆十二年云孙星衍“二月督运

  北上,舟中著《尚书今古文义疏》,成《皋陶谟》,及同洪君颐煊撰今文《泰誓》两篇。”又,《平津馆丛书》本《尸子》刊于嘉庆十一年。据此推孙星衍此信当作于嘉庆十二年。王章涛《王念孙·王引之年谱》系于该年四月下。

  在这封信中,孙星衍提出了《尚书》“今文之义俱胜古文”的观点,对江声、段玉裁、王鸣盛之右古文说是一个巨大突破。此信所说“史迁虽右古文说而用今文甚多”,是对其此前持《史记》多为古文说的反动与超越。需要重视的是,孙星衍这两个重要观点就现存文献来看,最早出现在给王念孙的这封书信中,可见二人关系之非同一般。

  该年五月十三日,孙星衍接到王引之寄赠的《经义述闻》,爱其立言不苟:“月之十三日,在历下接手示并寄《经义述闻》。才一披阅,深佩学识过人,立言不苟。中有《书》义,沾溉甚多,当借重大名也。”

  在这封信中,孙星衍说自己近来完成了《皋陶谟》、《泰誓》的注疏,也表达了因牵于人事、不能尽快推进注疏的焦急心情,并拟下月到济宁时携带完成部分请教王引之:“比为《尚书今古文义疏》,甫成《皋陶谟》一篇,《泰誓》逸篇一帙,牵于人事,时有作辍,不能见功。出月为济上之行,当携以就正大雅。”

  王氏父子小学专精,孙星衍特别就《尚书》中具体文字的阐释、句读与王引之交流并请教:“《金滕》‘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艺’,尊解极是。若读为‘予仁若(顺也)巧能’,则句法更顺。以‘能’字下属为句,不如上属,不必援下句‘能事鬼神’为例也。弟又疑《尚书》‘几’字,俱应训为‘事’。据《易》‘几事不密则害成’,是‘几’亦‘事’,则《书》之‘万几’,即‘万事’。《皋陶谟》之‘惟时惟几’,言敕谨天命,惟是思事也。下文有‘万事康’、‘万事丛脞’之语,知其指事言之,释‘几’为‘微’,殊不确矣,姑以质高见。”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采择时贤王鸣盛、江声、段玉裁等人的观点,对王氏父子尤为推崇:“又采近代王光禄鸣盛、江征君声、段大令玉裁诸君《书》说,皆有古书证据,而王氏念孙父子尤精训诂。”此云“王氏念孙父子尤精训诂”,当有感而发。

  孙星衍一直重视类书保存文献及古文字之功,但也绝不轻信类书,希望对类书进行校勘后再予利用,因此他在类书的校勘上用力不少。孙星衍于此信中还提到宋本《初学记》及旧抄本《北堂书钞》的价值与不足,希望校刻:“宋本《初学记》,多有胜今本者,而讹错转甚。近属友校核明本,以朱书注改简端。”孙星衍所托之友为顾广圻,此由其与顾氏书云“曾烦校《初学记》,务为留意”语约可推知。又云:“弟处又有旧抄本《北堂书钞》,是陈禹谟未改前之本,亦多讹字,而所载《尚书》‘攸’俱作‘’、‘俊民’作‘畯民’之属,颇有开元未改文字,惜无人校刻耳。”孙星衍后来曾约王引之校勘《北堂书钞》而未果。严可均《书北堂书钞原本后》云:“嘉庆中,渊如约王伯申略校,伯申约钱既勤同校,仅二十许叶而辍业。”

  孙星衍与王念孙在诸子学的校勘上也颇多交流,共同推进了乾嘉诸子学的校刊与研究。如《管子》一书流传既久,讹误弥甚,校勘起来极为困难。孙星衍、王念孙大约同时从事《管子》的雠校工作。嘉庆元年(1796),王念孙开始校勘《管子》:“曩余撰《广雅疏》成,则于家藏赵用贤本《管子》详为稽核,既又博考诸书所引,每条为之订正。”孙星衍曾将自己见到的宋本《管子》与时本不同处录出呈示王念孙,王念孙亦摘出自己校勘的主要条目与孙星衍商定,意见多相符。王念孙《管子杂志序》云:“余官山东运河兵备道时,孙氏渊如采宋本与今不同者,录以见示。余乃就曩所订诸条,择其要者,商之渊如氏,渊如见而韪之。而又与洪氏筠轩稽合异同,广为考证,诚此书之幸也。”孙校《管子》,未成专书,其稿嘱之洪颐煊。洪氏采孙、王之说,删其重复,附以己义,于嘉庆十七年成《管子义证》八卷。王念孙后来续校此书,采孙、洪之说,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成《读管子杂志》二十四卷。王念孙《晏子春秋杂志》、《墨子杂志》也吸纳了孙星衍的成果而后出专精。

  综上所述,孙星衍与王念孙父子情深意笃,交流切磋,互勉共进,乾嘉良好的学术风气正是在这些学人有形与无形的推动中走向兴盛。如果说,乾嘉学派以学术著作呈现出的是其显性成果,那么,学者之间直接的交流、沟通形成的则是隐性成果。这些成果有的以文章、书信形式记载了下来,更多的却不为外人所知。这些隐性成果不管是否留下了痕迹,其在当时的学术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则毋庸置疑。

  (节选自焦桂美著《孙星衍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88-99页)

初审编辑:

责任编辑: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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