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第八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在清华大学开幕，上千名中外数学家齐聚盛会。大会主席丘成桐在开幕式后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对基础科学的认识仍有偏差，“他们说重视基础研究，重视的无非还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研究而已。”

　　作为世界著名数学家，丘成桐一直都对我国基础科学的发展有着深深的焦虑。他认为当前国内政府和企业都普遍只关注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引进一个项目组，主要考量的通常都是未来几年内能够带来多少GDP的增量。基础科学的用处却不在于直接应用或赚钱，但一旦取得突破，就会对人类社会产生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无独有偶，前段时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总裁任正非接受媒体采访时，两万多字的采访实录中也提到了数学近30次。他认为我国未来要在材料科学、芯片、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取得更大突破，必须依赖基础科学的进步，才有望真正解决“卡脖子”困局。

　　为何一个小小的芯片，会出现“卡脖子”的困局呢？背后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我们在科研资助上长期对基础科学的投入不足。社会公众应该对几年前美国科学家发现引力波所引发的全球性科学狂欢都不陌生，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正是这个项目的“投资者”，几十年来累计投资了11亿美元。这种投入看起来有些不计成本，但恰恰反映了美国对基础科学难以想象的支持力度和宽容度。只要经过严密论证后认为是影响到人类未来的重要科学项目，便咬定青山不放松，一旦成功常常会引领颠覆性的科学革命。

　　相比之下，虽然这些年我国科研经费投入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2017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17606.1亿元，仅次于美国。但其中基础研究经费为975.5亿元，占R&D经费比重仅为5.5%，而大部分发达国家这个比例都在15%—25%之间。我们在科研课题资助上常常更加注重一些短期性的、产出效益快的应用研究，而对需要长期研究很难很快见效的基础科学研究缺乏足够的支持和耐心。我们常用“科技”一词来涵盖科学与技术两个方面，但事实上科学和技术之间既有联系，但也有明显的区别。技术更加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科学尤其是基础科学则更加纯粹，甚至具有一种理想主义倾向。

　　对基础科学缺乏重视和较低投入带来的不仅仅是当前“卡脖子”的困境，如没有大的改变更会影响到国家发展的未来。如今社会似乎更加热衷于技术狂欢，但社会公众和青少年对科学尤其是基础科学的兴趣却堪忧。这种实用主义倾向似乎无可厚非，但对未来的中国来说，如果青少年学生学习基础科学的兴趣不足，对基础科学的“无用之用”没有战略性认识，如何来“建设创新型国家”？如何破“卡脖子”困局？

　　有学者曾通过统计16—20世纪的重大科学成果，描绘了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曲线图，指出世界科学中心大致经历了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5个国家之间的4次转移，而这4次转移也正基本对应了这500年来几大世界强国的交替。可见重视科学并争取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对于未来中国发展具有多么重要的战略意义。无论是我们的政府还是民间，都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长远的战略眼光，重新认识基础科学的“无用之用”。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陈先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