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泸县太伏镇中学一初二学生在宿舍楼后身亡事件，几天来一直刷屏。

　　“孩子是自杀还是他杀”“究竟有没有霸凌现象”“究竟当地在怕什么”？新华社记者的三问，对于每一个关注此事的公众而言，也是萦绕在他们心头挥之不去的疑团。但将近一个星期过去了，事件始终没有实质进展。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防止所有意外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花季少年陨落，虽然令人扼腕叹息，只要查明死因、做好善后，一般也就会很快平息；如果当事人家属再有疑问，也可以进入司法程序，由司法部门依法处置。然而，泸县少年死亡事件，却完全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家属不服、公众质疑、记者受阻、公信危机……

　　无论最后事实真相如何、处理结果如何，在整个事件中，无助的是当事家属，被动的是地方政府，激愤的是社会公众，消蚀的是政府公信。最后，哪怕证明地方政府并无过错，受损的政府公信也极难恢复；而如果事情反转，则被“打脸”的不仅是相关公职人员，埋单的也不仅是地方政府或者当事责任人，而是政府形象；付出的代价也不仅仅是肇事者被处罚、涉事家庭受影响，还有整个社会公众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

　　这样的结果是，造势求助的当事家属心神俱疲，而忙着捂和堵的地方政府也同样压力山大，围观的社会公众也扼腕叹息。这是一种不应该再持续下去的零和博弈。一方面，哪怕是出于最朴素的人类同情心或者人道主义，对于失去爱子的父母，当地政府都应该表现出更多的耐心和关心，这不仅仅是法定的义务，也是公职人员基本的职业伦理。另一方面，在一种法治和开放的状态下，哪怕学生确实是意外身亡，也属于普通的安全事件或者刑事案件，除非出于正当的侦查秘密，不仅当事者家属有知情权，社会公众也有知情权。那种，推诿搪塞甚至捂盖子、防记者的做法，不仅是错误的，也可能是违法的。

　　尤其是在高度变革的时代，由于种种社会问题和各种工作、生活的压力，不少社会成员本已处于高度的不安与焦虑之中，对于这类受害者明确的公共事件，许多人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移情或代入感。作为政府或公权力部门，无论是从党和政府的大局考虑，还是从维持公众情绪和社会稳定的角度考虑，都应该与民同忧、与民同情、与民同虑，并做到与民同在，这样才能真正将事态平息下来。

　　对于中学生身亡这样的敏感事件，传统的应对手段已经完全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舆情不是敌情，而是有待重视的民情。在法治时代和信息时代，这样的敏感事件更加考验地方政府和干部的责任感与应变力。一方面，必须依照当事亲属意愿，严格依据法律，严格遵守程序，严谨调查分析，处置方案和过程在法律上不能有瑕疵；另一方面，还必须按照新媒体时代的要求，在第一时间公开非属于侦查秘密或当事人隐私的信息，以安人心。在信息时代，必须切实做到坦荡公开，才能让传言止于“知”者。（支振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