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沦为“博士工” 中国博士培养制度反思

中国新闻周刊第36期封面：博士工

　　博士工

　　中国已成“博士生产大国”，最牛导师曾同时带47名博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周光礼的新书——《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中的一系列数据犹如顽石入水，激起千层浪。

　　大学扩招不断推进，博士生数量也跟着上升，传统的导师制向老板制转型，却又一时间显得不伦不类，怪相丛生。

　　博士生与博导构成的这个江湖，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当下学术和科研的诸多病态，令人深思。

　　尴尬的博士

　　有别于欧洲的“师徒制”，同时又与美国的“老板制”有差距，中国的博士生培养制度在现实拷问之下问题重重

　　本刊记者/王婧 刘炎迅(发自武汉、北京)

　　周光礼撰写的《中国博士质量调查》，自8月24日这天面世后，即引发各界争论。

　　在这个被为“国内第一份有关中国博士培养质量的调查报告”中，展现了一个错综复杂并且触目惊心的现实，当中案例包括：1名博士生导师同时带47名博士生，导师摇身变为“老板”，博士生沦为“廉价劳动力”等等。

　　周光礼分析，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博士生培养模式——当前，中国的“博导制”既不同于欧洲的“导师制”，也不同于北美的“老板制”。而在此模式主导之下，很多问题就出现了。

　　不过，接到《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邀访的电话，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的周光礼现在不再侃侃而谈，而是迅速挂掉。

　　规则反复

　　事实上，中国的博士生问题已经日渐引起严重关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主任陈洪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三年前开始，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就着手进行全国博士生的调查，调查结果将集结成书，于今年9月底出版。周光礼的调查选样千人，集中于两所学校。而陈洪捷领衔的调查，则是一个全样本的调查，“所有培养博士的单位全都包括进去了，问卷发了3万多份。”

　　据陈洪捷介绍，在国外，有教授头衔的就可以担任博士生导师，而中国并非如此。中国的博导需要从教授中遴选出来，遴选责任部门包括教育部的学位办公室、各地的学位委员会，以及高校里专门的学术委员会。

　　而在博士生那里，博导则成了“老板”。

　　周光礼的调查报告称，有的导师把博士生当做廉价的高级劳动力。60%的学生认为，他们承担了导师课题一半以上的任务。有些导师100%的横向课题由学生完成。

　　坊间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老板’带的学生越多，收益就越高，导师与研究生之间变成雇佣关系、劳资关系，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只不过，‘劳资’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契约，‘劳’方只有劳动的义务，却没有索要报酬的权利。”

　　而事实上，中国的博导制度又不是纯粹意义的上“老板制”。

　　周光礼的报告指出，中国博士培养制度的矛盾，其实正是“导师制”与“老板制”的冲突。

　　所谓的导师制(或称师徒制)源于欧洲，以科研和撰写论文为主要任务，实行导师个人负责制；而老板制源于美国，强调课程学习、实行严格的资格考试，实行导师小组负责制。

　　“从国际上对博士培养制度的总体研究来看，主流看法认为欧洲的导师制需要改革。师徒制最大的问题是，一个老师就算再有能耐，但个人的知识和视野毕竟有限。而美国倡导的老板制，是一种导师集体负责制，可以兼收各家长处，创新、机会、潜力会大得多，因此美国的模式普遍被看好。”陈洪捷说。

　　老板制能够利用市场有效配置大学科研资源。周光礼认为，老板制的形成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研究经费以竞争的方式发放，并在研究经费中把用于研究生培养的费用计算在内，在科研中实现“教育功能”；二是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招收主要由导师掌握的研究经费决定，教师掌握的研究经费越多，招收的研究生和博士后也越多。正是通过这样的市场机制，老板制有利于实现大学人力资源和科研经费的优化配置。

　　当今，世界上大多数的顶级大学是在美国，即可以证明美国博导制度的优越性。

　　在中国，博士生培养制度曾经经历多次的反复——先是模仿日本模式，随后学习德国模式。20世纪30年代，中国建立了美式博士培养制度。到了20世纪50年代，又开始全面学苏联，建立起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高等教育体制，实际上又回到了欧洲的导师制。而到了文革期间，这种制度很快又烟消云散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恢复了导师制。但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种体制越来越不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于是，改革的目标又转向北美的老板制。当下中国的博导制度，正是处在第二个循环当中。

　　但是，在朝着“老板制”转向的过程中，中国的博导制又带有明显的“师徒制”色彩。“虽然一个博士生上面除了设有导师以外，还有很多由一两个博导组成的指导小组，但所谓的指导小组只是名义上的，真正操作起来往往还是以一个导师为主。” 陈洪捷说。

　　制度异化

　　2008年，中国博士学位授予数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2009年，全国在读博士生达到24.63万人；2010年，全国博士招生计划为6.2万人。

　　招收学生的依据是导师个人偏好，别人无权干涉。在博士招生规模很小、导师选拔严格的条件下，这种方式与博士培养的要求是相匹配的。但随着中国博士教育规模急剧扩大，招生腐败亦随之出现。

　　在美国读博士，课程学习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每一门课程几乎都要求达到世界最前沿水平，每门课程都需要通过严格的考试。而对博士生的评估，则是由第三方的中介机构进行。也就是说，决定一名博士生能否毕业，该名博士生的导师说了不算，而是由导师指导委员会进行决定。

　　但在中国，博士的课程学习几乎沦为了摆设。在这次调查中，几名博士生导师都表示，“给博士生上课是没有必要的。”有些导师甚至直言，“即使一门课都没有，我也没什么意见。学生培养计划发放下来的时候，我就非常不认真，签个字就算了。学生要上哪几门课，可以去问师兄。关键是学分够了就行了，他们上几门课我也不知道。”

　　于是，学术研究便成为中国博士们最重要的学习方式。

　　陈洪捷表示，导师普遍的想法是，“活是肯定要干的，因为研究训练肯定要在实践中去完成。”但是，研究项目本身的科研含量有多少，是问题的关键。

　　而学生则称，“我做了很多项目，出了很多差，但是回过头来看，这和工作有什么区别啊？读博期间还做那么多横向项目，还不如出去工作。”

　　横向项目一般是指来自市场的项目，多见于理工科，一般是将已有的理论成果转化到实际应用中去，因此产品直接与市场有关。在中国教育“产学研”一体化后，横向项目便成为课题组的重要经费来源。

　　与横向项目相对应的是纵向项目，一般是指来自中国教育系统内部层层下达的科研任务。纵向课题多是理论研究，需要的是学术创新成果。由于中国的科研经费僧多粥少，纵向课题的经费，往往只包括购买仪器、设备、资料和差旅费，不允许用于人才培养。

　　因此有学生称，在一些项目中，“有些老师自己一年拿几十万，对一个学生一两万都不愿支付。”

　　于是，师生关系演变为一种类于雇佣的关系。2006年，上海某高校就曾发生过几位研究生不满导师“剥削”而集体将其“炒掉”的事件。更有甚者，有的导师让研究生帮其著书，自己却不进行任何指导或把关。学生为了表示“无声的抗议”，竟连篇累牍地抄袭别人的著作，引发官司，让导师的丑闻最终曝光??这些看似荒唐的现象，在赤裸裸的“员工”与“老板”的关系中是不足为怪的。

　　“中国培养博士的一个传统概念就是，你的导师是谁，他就成为你唯一的指导人。他给你项目，给你钱，这就牵扯到利益关系。” 陈洪捷说。

　　这样一来，博士生和导师之间，就像一个小公司中老板和员工的关系。

　　一些博士生导师辩解称，他们会安排博士生做科研项目中需要思考和技术创新的部分，而那些纯粹的基础工作，则交给硕士生去做。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两种任务其实很难区分。

　　为了整治招生腐败，中国高校开始更多地借鉴美国经验，实行越来越严格的量化管理。但博士培养制度依然还是过去的学徒式，这也就使得美国的老板制在中国被异化。

　　《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书中说，“全国指导博士生在20人以上的导师不在少数，指导博士生最多的一位导师手头上有110多位博士生，但是，许多博士生从入学到毕业没有见过导师一面。”

　　陈洪捷认为，这种情况虽然存在，但并没有上述所言如此严重。但他也指出，“这不是某个导师的问题，而是整个科研体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