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与导师初次见面。他问我有何困难，我说了女儿正在待学的事。导师马上嘱咐他的一位下属替我与小学交涉。随后，我跟导师下属描述了我昨天跑小学的经历。她听后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让你女儿准备考试了。新加坡小学拥有独立招生的权力，别人无权干涉。

　　带着满腹的委屈和痛苦，我和女儿开始了历时三个星期的备考过程。与其说是考我女儿，不如说是考我。英文、数学和自然三门课，密密麻麻的英文教材，对女儿来说简直是天书般难懂。我教得心急火燎，女儿学得一头雾水。两人好几次大吵起来，继而又抱头痛哭；然后又只好擦干眼泪，继续苦读。

　　考试时间安排在周四周五上午。女儿被带进考场，只有她一个人的考场。我守候在外面，拿着导师送我的那本书，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我可怜的女儿，如果她连试卷上的题目都看不懂，小小心灵又如何承受这种难言的挫败滋味？

　　考试结束后，有关人员对我说，下个星期成绩改出来，会电话通知我结果。

　　等待的日子里，充满了不安和恐惧。新加坡的国庆节到了，别人喜乐欢笑，我却是愁云惨雾。每天手里紧握着手机，生怕那个电话来了，我却没接着。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始终没有等到电话通知。等得几乎快崩溃了。

　　到了下个周一，决定不再等电话了。想同意就同意，不同意就拉倒，大不了辞职和女儿一起回国。我直接跑去学校，找到那位副校长。副校长让我看女儿的成绩，除华文得了高分外，其余三门课均未过及格线。她说，可以同意我女儿入学，但鉴于她英文底子弱，必须留一级。

　　有一位作家写道：女儿，因为爱你，我愿意将自己低到尘埃里。

　　这里，我想说：女儿，因为爱你，我重新拿起生疏已久的书本，开始第二轮的寒窗苦修，攻读硕士、博士；女儿，因为爱你，我挥别安逸的家居生活，带你来到遥远的地方；女儿，因为爱你，我将和你一同面对风风雨雨。只是，女儿，这段异国待学日子的凄凉和无奈，有没有使你明白：这个世界，真正能帮得上你的，只有你自己。

　　各人做好各自的事

　　和我的博士后导师Dr.Ang合写的一篇论文，投寄给了美国AEJMC(新闻与传播教育协会)。几个月后，收到了录用通知。这意味着作为论文作者，我可以和Dr.Ang一起应邀前往美国旧金山参加这一国际新闻传播学术界的盛会。

　　距离会期约一个月左右，我询问起赴美与会事宜。Dr.Ang大吃一惊，说你怎么到现在还没订好机票和房间，并说秘书早已替他订好了。他赶紧上网查询，看看会议所将举行的酒店是否已经被订满。在得知我没有信用卡无法网上预订后，他让秘书帮我订好了房间。同时，他叮嘱我马上自己去买好机票，并告诉我一家他认为较好的旅行社网址。

　　看着Dr.Ang带着吃惊的神情安排这一切，我内心的惊讶程度更是无法形容。以我在中国工作的经验，前往同一目的地出差时，同事们往往会一同结伴来回，至少也会在行程安排上打个招呼。后来，同是来自浙江的许老师解释，在新加坡NTU，各订各的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老师们几乎都是各飞各的班机，各自安排自己的行程，即使是前往同一个地方参加同一个会议。这里，强调的是各人做好自己的事，绝对不要轻易去劳烦别人。

　　平地起波的赴美签证

　　去美国驻新加坡大使馆签证，接待我的签证官是位女士。年约30岁左右，肤色略黑，非常漂亮。但她问话的口气不太友善，三下两下，就作出拒签决定，并递给我一张拒签单。并说下班时间到了，她要关窗了。

　　从开始问话到闭上窗口，整个过程大约只持续了5分钟时间。

　　细看那张拒签单，大意如此：你没有足够的社会家庭关系，证明你在美国的停留将会只是暂时的。根据美国相关法律，特此拒签。

　　将此事告诉Dr.Ang，他说重新准备材料，再去签一次。并说，也许是他写的那封信太简短了(签证材料里包括一封SCI的介绍信，说明我是代表学院赴美与会，费用学院承担)。但我认为信太短之说，只是Dr.Ang的好意安慰。

　被拒签的感觉，很不是滋味。我发e-mail告知Dr.Ang，我已决定不再重新申请赴美签证，但我会准备好入选论文的讲稿和幻灯片，到时他可以替代我做presentation(宣讲)。

　　Dr.Ang不同意。他说，每个人都会遇到考验和磨难，不应轻言放弃，要学会面对，Dr.Ang教我再面对签证官时，强调已经成家，丈夫在中国有份好工作，女儿在新加坡读书需要我离开美国回来照顾。

　　第二次去签证相当顺利，不消3分钟就被告知同意了。签证官是位年轻男士，相较咄咄逼人的第一位签证官，他问话的语气就平和多了。一位美国朋友曾说，有时你被拒签，可能只是因为撞到一位不太好的签证官，或遇见的签证官碰巧心情不好。

　　国会议员前来家访

　　意外收到一封信，告知新加坡的国会议员杨康海先生，将于9月13日晚8点前来作家庭访问。信里还附有议员的照片。

　　国会议员家访的告涵，让我联想起了在电视上见过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他面容清俊，据说会四种语言：英语、华语、马来语和印度泰米尔文。新加坡国庆期间，他就在不同语种的电视频道上，分别用四种语言向不同的族群民众献词。如此苦心地学多种语言，只是为了要让不同族群的国人增加认同感。

　　女儿问，要不要准备一些水果糕点，招待议员。我说，那倒不必，人家虽是议员，但毕竟也是为民做事。只是，需要清理一下客厅，因为新加坡人喜欢干净整洁。

　　当晚8点左右，来了两名衣着普通的人士。我看两人都不像是照片中的议员，正欲开口问其来历时，对方递来名片，说他们是警察。并说，议员随后即到。

　　果然，几分钟后，议员杨康海及几位随行人员出现了。他先递给我名片，简单地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然后，问我对改良环境与实施方面有何意见。我说窗户外面的大树上，挂着两件楼上住户飘下的衣服。好久了都不见被拿掉，可能是树枝太高了。

　　也许有人会想，如此鸡毛蒜皮的事，也好意思拿来向议员“谏言”？只是，我这是入乡随俗，向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学的。他在国庆演说中，劝说国人在食堂就餐时不可以插队，建议患高血压的“乐龄人士”(新加坡对老年人的称呼)少食肉改吃鱼，等等。看似“婆婆妈妈”的讲演风格，其实是一种对民生的实实在在的关注。

　　第二天清早，约6：30左右，我起床梳洗，准备上班。不经意间抬头向窗外一望，我的天！那两件挂在树梢的衣服已经消失了；同时，临近窗户的树枝也显然被作了整修。

　　向议员提意见时，我相信挂在高高树梢上的衣服，会在随后的几天里被钩走。但现在，令我吃惊的是，不是几天，而是一夜之间，事情就被处理好了。

　　在新加坡，常见一种羽毛灰黑色的小鸟，当地人称之为“亚雀”。这种小鸟很不起眼，唯一的色彩是其嘴部和腿部的一段黄色，以及翅膀末梢的一缕白色。

　　在NTU做博士后一年多的日子里，觉得自己就如那不起眼的小亚雀，在新加坡随处可见的草坪和树丛间，停落、觅食、嬉戏，感受生命的苦与乐，品尝生活的精彩和平凡。(来源/金华晚报，文/王国珍)